曹亚伯：辛亥革命的宿将
辛亥革命网 2011-03-17 00:00 来源：《湖北档案》 2009年10期 作者：冯晓蔚 查看：
1898年，曹亚伯来到武昌，考入农务学堂。因“举止诡异，与译员过从甚密”，被疑为革命党而勒令退学。1900年，曹亚伯又考入两湖书院，与同班同学黄兴、周震麟等结为知好。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杨笃生、秦力山等是黄兴、周震麟密友，他们常来两湖书院“密议”。后来唐才常等数10人被杀，曹亚伯亲眼目睹，非常悲痛，回校反复诵读唐才常的绝命诗：“剩好头颅酬好友，无真面目见群魔。”更加坚定了排满反清的意志和决心。
1902年，自立军大通起义英雄、舌战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奇才”吴禄贞留日归来回到武昌，一时成为军学各界热点人物和革命青年敬重的领袖。曹亚伯与吴禄贞交谊尤其深厚，形成秘密革命群体，史称“花园山革命团体”。曹亚伯通过家乡大冶福音堂张长善传教士介绍，与武昌圣公会及其所设日知会会长黄吉亭牧师交往频繁，很快成为“两会”的活跃人物。日知会原系一个阅报场所，仅限于教会活动，并无政治色彩。自从这些“举止诡异”的人加入之后，便逐渐发展为革命宣传机关，成了大气候。曹亚伯利用教会作掩护大力宣传革命，开展联络工作。张之洞察觉后，“择其激烈者派往西洋旅学．以杀其势。”将黄兴送往日本，入弘文学院，将曹亚伯派往湖南，担任中学教师。曹亚伯在湖南即以清廷“不敢干涉教会行动，更不敢擅入教堂捕人”为掩护，积极发展“教友”，开展革命活动。
1903年，黄吉亭调任长沙圣公会会长，随之成立长沙日知会。曹亚伯初在新化中学任博物体操教习，不久去长沙担任亭乡中学等3校的教学工作。“每日上午在校授课，下午去日知会办事”。曹亚伯“商之黄牧师，扩充日知会，无论何教之人，皆可来会纵览，凡来观者，即痛陈内治之腐败，外侮之由来”，向他们热情宣传革命学说。尤其当曹亚伯介绍黄兴入会后，影响更大，“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更加兴旺起来，曹亚伯则成了长沙日知会的实际主持人。曹亚伯还托人从日本购回中国留学生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等大量革命书刊，广为宣传。从而使“两湖革命之思潮不可遏止”，致使官府紧急下令“将曹亚伯立于逮捕，就地正法”。是年夏，曹亚伯与吕大森、时功玖等率学生数百人赴武昌曾公祠集会，“直斥清政府昏庸无能，丧权辱国。”“成为湖北从来未有之最大学生政治性集会。”
此时华兴会也已成立，其骨干分子宋教仁、胡瑛、曹亚伯等，又串联湖北新军和学界革命青年吕大森、时功璧、冯特民，刘静庵、张难先等筹划建立另一革命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并于1904年5月正式成立。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干事兼湘鄂联络员，宋教仁任文书。
科学补习所的领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革命非抓武装不可，他们便把工作重心放在武昌新军上。利用刘静庵担任鄂督黎元洪书记这一有利条件，将大批革命同志及骨干输入新军。张难先、胡瑛等先后加入新军工程营，从而使“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为科学补习所之新货也”。曹亚伯制定了响应湖南起义的行动规划，对各地、各军、各学校均作出分工安排。起义败露后，曹亚伯冒死营救黄兴、宋教仁脱离虎口，又派人赶去武昌西厂口革命机关，将所储枪枝弹药及文件册据安全转移。
这次事变之后，武昌科学补习所被查封，人员一律疏散。“华兴会的骨干分子除曹亚伯有教会作掩护安然无事外，其他同志都被通缉追捕，因而纷纷逃亡海外”。曹亚伯也不得不回到武昌，着手恢复建设已解体的组织。曹亚伯征得继任日知会会长胡兰亭的同意，将武昌日知会扩充改造，集合科学补习所的同志“全体加入”，一切安排就绪后，曹亚伯便背着“调查宗教委员”的招牌去了日本．，
1905年，曹亚伯抵达东京，以调查宗教委员的名义，进入圣书学院“研究宗教”，实则与黄兴、宋教仁积极同“谋革命进行之法。由 黄兴引见，曹亚伯首次拜会了 孙中山，他们一致议定，结束各团体自行号召、行动分散的局面，组成全国性统一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成立上孙中山、曹亚伯、黄兴相 继发表演讲。作为实力雄厚的日知会代表，曹亚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拥护孙中山、黄兴 的主张，并与反对者展开辩论当日本人宫崎寅藏拿出纸笔请众人签名时，大家“席地而坐，静默不动”，又是曹亚伯带头第一个签名入盟。随后，孙中山请与会者按次传握秘号，并宣读誓约：“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挞虏，光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因众人都拥挤在一处，竟把地板踩塌了，人们一阵惊乱，曹亚伯高呼：“异族政府必倒，以此为兆！”众人会心笑。会上，伯被推为湖北省主盟员，后又改为评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