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与辛亥革命

        吴稚晖(1865年-1953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曾叱咤风云，而今却逐渐被人遗忘的一个历史人物。诚然，后半生作为蒋介石清党反共的得力干将，他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者，但无可否认的是，辛亥革命时期他却是一名激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本文试结合吴稚晖的革命实践对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处地位和发挥作用进行探讨。  从少年求学到1903年初张园演说，是吴稚晖历经激烈思想斗争，由封建保守转而改良维新，最终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并投身早期革命实践的阶段。

       吴稚晖1865年生于江苏武进县一贫寒小商家庭。七岁启蒙入学，十三四岁熟读四书五经。1882年吴稚晖考秀才，1889年以古学第一名成绩考入闻名遐迩的江阴南菁书院。该书院‘专课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王先谦曾讲学于此，著《皇清经解续编》-千四百卷，为勤学苦练的吴稚晖提供了丰富的经学养料。尽管古学功底深厚，但继1891年中举人后，他三次参加会试均未及科举顶峰。正因封建文化的经年熏陶，吴稚晖‘所以一方面受了忠君爱国的教训，只知忠君就是爱国’；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思想。也正是这种经世意识，促使他早年果敢地挣脱封建守旧的思想枷锁，实现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   

         1895年甲午战败，泱泱大国向蕞尔小国俯首求和的残酷现实，唤醒了他的爱国意识。他慷慨示志：“尺寸终须报国，然后至于力竭乃殉’此后走出书斋，谋求救国出路。是时，他虽从报纸上获悉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事宜，但将其革命活动视为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号角。吴稚晖受民族危机刺激，并为日本改革后的富强所震撼，以巨大勇气接受了康、梁的改良思想，实现从‘封建陋儒’向力倡维新新式知识分子的重大转变。1897年9月受聘于北洋大学堂间，他首次访康，从此弃绝科举功名。次年元旦，他在北京彰仪门大街拦阻礼部侍郎瞿鸿禨舆轿，上书光绪帝。力请变法。因‘深觉厥敬’与“恒不足以任己以天下之治’，是年他改名‘敬恒’。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他义愤填膺，“建议学校购枪械，对学生施加训练，组织军队’显而易见，一方面吴稚晖反帝御侮的民族主义思想此时已然萌发；但另一方面他“以为皇帝虽昏，终是皇帝。如女人嫁丈夫，亦不能再嫁’，因此这一时期他并未产生‘反满’革命思想，而是寄望以改良手段使清廷起衰振弊，抵抗外侮。

       为寻求救国真谛吴稚晖于二十世纪初两度赴日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他不仅接触到大量西方近代政治著作，而且同吴禄贞、程家柽等激进革命家交往频繁，政治思想日趋进步。尽管他仍坚持‘忠君’信条，但已‘从温和的维新党，变了剧烈的维新党’，对“革命’由敌视转变为中立，“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常想让孙汶去做罢，我是不做。” 1902午6月，为担保9名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吴稚晖与驻日公使蔡钧起冲突，被日警驱逐出境。吴悲愤投河，“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其义举轰动留日学生界。获救后的吴稚晖由蔡元培护送回国。返沪后，在中国教育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公然抨击清廷，“述及政府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钧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  

       以1903年初张园演说为标志，吴稚晖的政治思想实现质的突破。由忠君爱国的封建知识分子转变成资产阶级革命派。诚如他日后所说：“当爱国学社开始的时候，加入中国教育会，我自己便不是一个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1903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这一时期，他与蔡元培并肩战斗在国内革命宣传战线的最前沿，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爱国学社创建、张园演说、《苏报》撰稿、拒俄抗法斗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将‘排满’·‘反帝”这- 20世纪初最激动人心的革命口号传播开来，使得上海一时成为国内革命思潮的中心。

       从1903年因‘苏报案”流亡英国到1912年初回国前。吴稚晖加盟同盟会、办报传播革命思想、不遗余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促进同盟会会员团结，是从事革命实践的最活跃阶段，也是他革命贡献最多的阶段。

       1903年6月，为抵制革命，统治者制造了中外震惊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身陷囹圄，吴稚晖避走伦敦。在异地十年间，他更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国家的文化成果，革命思想日趋成熟。一方面，当时的西方社会，无政府主义滥觞。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强权和私有财产，鼓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理想社会。这正符合旅欧中国留学生急于推翻满清王朝、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出于同一需要，吴稚晖也对该理论一见钟情；另一方面，1905年3月，孙中山专程造访，吴稚晖深深折服于孙中山‘自然伟大’的人格魅力，革命思想得到洗礼。是年冬，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

       1907年6月，吴稚晖与张静江、李石曾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该刊物采用新世纪纪年法，发刊当年即为‘新世纪七年”，以示对满清政府的否定。它与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东西呼应，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又一坚实革命宣传阵营。吴稚晖担任《新世纪》主编，一面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一面用嬉笑怒骂、粗俗浑陋的文笔鼎力鼓吹革命，激发了海内外众多爱国者的革命激情。需要强调的是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时，他不仅始终捍卫孙中山及其革命主张，而且还用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的理论作为反满革命宣传的理论武器，主张‘抱大同主义之人。凡遇强权者必排之¨‘以求自由平等幸乐’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主要体现了以下民主革命思想内容：

        1  革命排满

        吴稚晖认为，满族以异族入主中原二百六十余年，首当其冲的罪恶是实行残暴不仁的民族压迫政策。文化上，他们藉孔丘的纲常礼教树立‘神圣不可犯之至尊’地位；经济上，他们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1不商’的骄奢生活；政治上，他们致使‘我中国人居于被征服之位置’。吴稚晖愤慨地认为‘以三百九十五兆之汉人。而必尊奉五兆满人以皇统’，实为‘倒主为宾’的‘无秩序’社会状态。虽然他的排满思想夹杂着大汉族主义情绪，但可贵的是，在许多革命党人单纯将斗争矛头指向满族统治者，而不能从封建专制制度层面去认清革命本质时，吴却能领会孙中山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举的主张，一边呼吁‘使（人人）知满洲人一日为中国之屁皇、屁帝，则中国人之革命，即以排满为表帜’。一边宣告“时代已入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将‘排满’革命的双重含义阐释得一目了然。

        2   批揭清廷“伪立完”      

       1906年9月1日统治者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消息传出。不少爱国人士对清廷产生幻想。吴稚晖洞悉立宪不过是统治者安定民心，维护统治的‘迷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其理由是：首先，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处处以维护‘君上大权”为宗旨，实际上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装饰品。其次，统治集团暴虐成性，不能以法律正己正人。他举例为证：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安徽布政司冯煦定其死罪尤不解恨，竟残忍土也‘‘剖其心以祭’’恩铭。吴稚晖愤怒地控诉：“刑者遏暴，非作暴也’。再次，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这漫漫长期足以说明统治者并无诚意。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立宪派及其立宪活动，吴稚晖也猛烈出击，鄙薄政闻社、立宪公会等立宪团体‘几乎连狗都不屑居其名矣’，同时警告他们“惟满洲人之欣幸保皇党与革命党之偕亡’，而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功效。在预备立宪虚张声势、立宪派沉迷丁国会请愿运动之时，吴稚晖及《新世纪》紧密配合《民报}）．大无畏地揭露清政府伪立宪以‘消弭革命’的险恶用心。尽管他的言论多有嘲骂之词，缺乏一定理论深度，但却有力戳穿了清廷的立宪谎言，打击了立宪派、保皇党人的嚣张气焰，有效地使不少留欧学生及爱国华侨识破清廷的虚情假意，转而支持或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3    反帝御侮

       吴稚晖分析‘帝国主义之发生，始于罗马’，“渐而及于美洲’，至“十九世纪下半，即帝国主义毒气薰腾之时代…1姗他忧虑地将帝国主义的迅猛扩张喻为‘麻风病之传染’，并控诉了帝国主义在华滔天罪行：“第一次在安南失国以后’发动中法之战；随后‘迨日本人一加鞭’，挑起甲午中日战争；至1900年八国联合侵华，“全世界之屠夫，抽鞭纵击，遂至大耳轩轩，小尾翘翘，全圈之内，百兽群舞’’；年，日本赢得在中国境内打响的日俄战争，“东京数稹三万，为刚鬣全盛时代。愤于清廷当洋人的‘守土官长’，吴稚晖力倡排满，认为‘始是以御外侮而保家室’，“譬如两军对垒，军中忽有奸细，此时无疑无贰，人人皆日，必先除内部之奸细，而后可以临战。”今清政府将国家利权“悉趸卖于强者”，为实足的卖国‘奸细’。这样，救国必反帝、反帝必“排满’的革命要求被有机结合起来，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符。

       《新世纪》创办期间。革命派内部以经济问题为导火索，发生了诸多矛盾与分歧。1909年秋，陶成章、李燮和起草《孙文罪状》诋毁孙中山；章太炎则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污蔑‘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什不及一”，章、陶发起‘倒孙’’风潮，引起党内思想混乱，给革命事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危难中孙中山致函吴稚晖，请为其辩诬。吴挺身而出，在消除爱国华侨思想混乱、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他建议孑‘将此事和盘托出，以解第三人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孙采纳建议，将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所发起之三次革命所得丁_外助之财”，在信函中开列清楚，请吴“为长文一编，加以公道之评判。”。吴当即将孙信函刊登于《新世纪》，昭示公众，对澄清事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吴稚晖在<新世纪》上笔战章、陶，一针见血指出他们‘不顾大局，徒快一人之私愤，诚为害群之马。”再次，他以《新世纪》名义向美洲相关报馆寄函，请为声援。“倒孙”风潮中。吴稚晖有力地抵制了章、陶的进攻，孙中山对其援助给予了高度肯定：“弟自抵美西及檀香山二地，大蒙华侨欢迎。此皆多《新世纪》、先生辩护之力也。”

       从1912年初回国参与民国的教育文化建设，到1913'宋案’发生，投身反袁政治斗争，是吴稚晖从事革命活动的第三阶段。在这一时期以及随后的十余年间，他将主要精力置于民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成绩卓著。

        191 1年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急赴伦敦，争取英国政府对革命的支持。其间，他会晤‘并约先生（吴稚晖）每日至旅社为其处理文件’，“故先生每日至国父处与李晓生共同处理国内来往函电’，谋划国策。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吴响应孙的号令，辗转回国。虽公务繁忙，“然国父每日晚间必至先生卧室，讨论政务，并有意邀请先生担任公职，藉匡助益。”因自感性格与官场不合，吴“在总统府与国父同室四日返滬’，此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国民素质上来，从教育和科学途径入手为民国发展贡献力量。

       有感于‘亡清之腐败，积社会之腐败而成’，担心‘若民国新建承其流而不加以注意，将腐败之根株不去，而凋敝原气难复’，重返上海的吴稚晖与蔡元培、李煜瀛等发起‘进德会’，“广征海内有道之士，相与为约，为社会树立风气”。始料不及的是，进德会提倡的不做官、不为议员却在客观上滋长了革命党人消极退让的情绪和袁世凯的窃权野心，给革命带来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发起者初衷是好的，对涤荡社会风气也起到一定作用。

      吴稚晖还认为“欲改良国人心智，须对西方之教、科、文多做研究与体认’，因而‘倡导多送学生赴英、法各国留学’，增长科学工艺等实用知识。在成立进德会的同时，他与张人杰、李煜瀛和张继等人发起俭学会，随即又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通过大半年的奔走筹措，1912年底，朱广才、李宗侗等三十余人得以赴法留学，这一成功实践为后期的海外留学，培养救国精英打下了良好基础。   

       民国初期，吴稚晖所作最大贡献还在于投身于国语读音统一工作。1912年5月，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请吴担负上述工作。早在南菁学院时便已自创‘豆芽文字”，又一贯重视以教育开启民智的吴稚晖当即应允。经精心筹备，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成立，吴当选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为促成语音工作的开展，吴稚晖一改不羁性情，不仅屈驾请教名家劳乃宣，忍受其多次冷遇并最终感动之，甚至还忍受了王照‘老王八蛋’的谩骂。经一个多月研讨。读音统一会制定出‘注音字母’，并审定六千五百多字的国音。后来因政局动荡，加上会员分歧大，吴中途退出，读音统一会随即解散。然而，在以后岁月里吴稚晖仍执着其事。呕心沥血。王云五曾客观评价：“以我国地方语音之繁多，如今国语得以通行各地，且远达海外华侨社会，实不得不归功予稚晖之始终倡导。”

       这一时期吴稚晖有心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但平静很快因孙中山退位后，袁世凯武力镇压革命，国内形势恶化而打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等人识破袁的野心，意识到‘非去袁不可’，吴稚晖随即在《民立报》上发表《可以止矣》反袁长文。当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讨袁，上海、安徽、湖南等各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吴稚晖与蔡元培、张继等共办《公论报》，声援讨袁斗争。为筹措军款，吴稚晖不惜扮丑在上海南市新舞台‘领围红巾，左手握西班牙圆鼓’，“右手握折扇”登场募款，“听者莫不动容’。9月1日，袁军占领南京，“二次革命’失败，辛亥革命由此落幕。5日吴稚晖(1865年-1953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曾叱咤风云，而今却逐渐被人遗忘的一个历史人物。诚然，后半生作为蒋介石清党反共的得力干将，他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者，但无可否认的是，辛亥革命时期他却是一名激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本文试结合吴稚晖的革命实践对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处地位和发挥作用进行探讨。  从少年求学到1903年初张园演说，是吴稚晖历经激烈思想斗争，由封建保守转而改良维新，最终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并投身早期革命实践的阶段。吴稚晖1865年生于江苏武进县一贫寒小商家庭。七岁启蒙入学，十三四岁熟读四书五经。1882年吴稚晖考秀才，1889年以古学第一名成绩考入闻名遐迩的江阴南菁书院。该书院‘专课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王先谦曾讲学于此，著《皇清经解续编》-千四百卷，为勤学苦练的吴稚晖提供了丰富的经学养料。尽管古学功底深厚，但继1891年中举人后，他三次参加会试均未及科举顶峰。正因封建文化的经年熏陶，吴稚晖‘所以一方面受了忠君爱国的教训，只知忠君就是爱国’；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思想。也正是这种经世意识，促使他早年果敢地挣脱封建守旧的思想枷锁，实现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  

         这一时期吴稚晖有心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但平静很快因孙中山退位后，袁世凯武力镇压革命，国内形势恶化而打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等人识破袁的野心，意识到‘非去袁不可’，吴稚晖随即在《民立报》上发表《可以止矣》反袁长文。当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讨袁，上海、安徽、湖南等各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吴稚晖与蔡元培、张继等共办《公论报》，声援讨袁斗争。为筹措军款，吴稚晖不惜扮丑在上海南市新舞台‘领围红巾，左手握西班牙圆鼓’，“右手握折扇”登场募款，“听者莫不动容’。9月1日，袁军占领南京，“二次革命’失败，辛亥革命由此落幕吴稚晖赴伦敦，至1916年5月讨袁斗争结束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