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二）

      《民立报》诞生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激进年代，故而，揄扬铺陈革命成为于右任和他所筹办的《民立报》进行舆论动员的主要内容。首先，阐扬民众反抗、党人革命的合理性，为革命正名。民变的发生往往是统治阶级实行残民政策的结果。于右任指陈，既然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欲置民于死地，那么，民众即使再愚昧，也会转而寻求反之之道，铤而走险。同样是死，呼号婉转以待命也是死，竭此仅有之力与之搏击而终不胜也是死，何况还有天灾人祸相逼于人后。

      “与其束手以就天人之戮，何冒万死以求一生之为幸乎？”这也是今日乱事不绝于天壤的主要原因，他以广东民变为例进一步论证道：“其祸乱之根本，不在革命党人之煽动，而在官吏与军人。日张一杀人之旗帜以寒民之心”。同样，在于右任看来，革命的爆发往往取决于民众无法照旧生活和统治无法照旧统治这双重因素的契合。如果说满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卖国残民、吏治腐败是其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表证，那么，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则无疑是民众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直观表现。因而，革命顺天应人的义举，革命党是“不良政治下之产儿”，是“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而不得。何矣？制造革命党也”。反抗有理，革命有理。这是于右任的结论。

       其次，大力报道和颂扬革命党人的活动，渲染革命氛围。《民立报》创刊后不久，即借日本人之口，以《日纸记孙逸仙》为题，对孙中山的行踪作了富有革命寓意的报道。与此同时，还大张旗鼓地赞扬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在于右任的笔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被誉为暗杀伊藤博文的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奇的事件被称为“割鸡”并誉赞温氏为“人道麟凤”。而对革命党人的反清起义，于右任和他筹办的《民立报》更是大肆渲染。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民立报》即评论此役为“得此惊天动地之杀声，亦足为河山壮气！”并连日报道党人的英烈事迹，如形容革命黄兴为“议论风生，慷慨泣下，魄力一时无两”、  “悍而有谋，出入虎口，视为故然”。武昌起义爆发后，于右任及时报道革命的进程。  “武昌据天下之形胜，在吾国地理上、历史上所谓易进取难保守者也。今日革党得之，又据兵工厂，断京汉路，渡江与外人周旋，赴势若迅雷。其愤如此，其激如此，其速如此。”其三，赞叹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

     “革命党，死党也。彼既破釜沉舟而起事，必置生死而度外。其死也，行其素志也，又何足惜！所难堪者，祖国之风云日急一日，陆沉之痛即在目前，吾辈之死更无处所。神州落日隐隐有血色也。”

      称赞烈士英魂所在的黄花岗足以辉映岳飞坟，声价且“趋于岳坟之七十一倍”。此外，还借南洋华侨之口褒扬黄花岗烈士：  “此百余人者，牺牲其个人之身家性命，为国而死，不可无以表彰之。”于右任和《民立报》对民众反抗和党人革命的揄扬铺陈、及时渲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久，“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很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满清政府很快为革命洪流所淹没。

      对于右任筹办的四份报纸产生影响的评估，不仅是衡量它们与辛亥革命因应关系之关键参数。也是定位于右任在辛亥革命舆论动员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依据。对传媒特别是具有强烈政治性意向的传媒影响度的评估，一般可以通过传媒的生命期、受众对传媒信息的反馈以及传媒攻击对象所作出的回应等来反映。“上海之有报纸已四丁余年，其与政治发生最巨之影响而能百折不饶者，惟主办《民呼》、《民吁》、《民立》之于右任一人而已。”于右任所筹办四份报纸的革命性质决定了它们自始至终与清政府、租当局处于相互对立的态势，因而对它们的生命期进行考察，可视为衡量其影响度的关键指标之一。就四份报刊的生命期看，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神州日报》（于右任时期）始于1907年4月2日（农历丁末年2月20日），次年3月26日因火灾波及而毁于一旦，再加上人事纠纷的缘故，到6月20日于右任被迫离开，实际仅存14个月。  《民呼日报》创刊于1909年5月15日，同年8月14日被迫停刊，共出版92号，历时3个月。  《民吁日报》创刊于1909年10月3日，l1月19日被迫停刊，历时48天。  《民立报》创刊于1910年10月1 1日，停刊于“二次革命失败”，共出1036号。除《神州日报》外，其余3份报刊的停刊皆与政治因素有关。承前所述，《民呼日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矛头直指满清王朝专制统治下的内政不修、吏治腐败以及各种社会弊端。特别是该报连篇累牍地登载关于甘肃灾荒的报道，对当时的陕甘总督生允置饥民生死于不顾，隐瞒和缩小灾荒程度，欺骗朝廷和社会舆论的丑恶行进无情面的揭露和斥责，结果引起权贵阶层的嫉恨，陕甘总督升允勾结上海道蔡乃煌与租界当局以“侵吞灾款”的罪名拘押于右任和报馆另一位经办赈灾捐款事务的陈飞卿，  《民呼日报》被迫停刊。《民吁日报》创刊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变本加厉之时，该报除关注民生疾苦外，还发表大量社论、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引发国人对亡国灭种危机的重视。结果在日本当局的胁迫和苏松太道蔡乃煌的要求下，该报被上海租界公审会廨查封。

       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舆论的传播是传媒与受众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一般可用传媒一一受众——传媒的图式来表示。某种角度言之，受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往往受到舆论导向的左右，因而，受众对其所接受信息的反馈往往构成评估传媒影响因子的关键指标。一般情况下，报纸的销售量是与它的受众面是成正比的。《民呼日报》面世后，以其沉郁委婉的政治意向和言为心声，文以寄志的特色，很快为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该报创刊号一面世，印刻在上海市面销售一空。“民呼报案”期间，广大读者更是支持之，关心之，其销售量直线上升，连老牌的《申》、《新》二报也望尘莫及。以至有人这样评价：该报存在虽“为时仅阅三月，销售已逾两万，……其声价，固犹存于宇宙间也。”《民立报》创刊后，即为中外视听所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