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吴玉章（1878 -1966年），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吴玉章同志在我们党以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对祖国对人民有突出的功劳和卓越的贡献。”

　　吴玉章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热烈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辛亥革命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

　　吴玉章对辛亥革命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参与了革命的组织工作，并促成了革命力量的联合，这是辛亥革命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1906至1908年，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许多不坚定的革命者因此对革命丧失信心，这时，日本的同盟会组织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不常在日本，可谓是群龙无首。在此危难时刻，吴玉章“便和四川的张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广东的何天炯、熊越山，广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兰，江苏的陈剑虹，安徽的常恒芳、陈策，福建的林时爽、李恢、郑烈，云南的吕天民、张大义，贵州的平刚，山西的景定成，陕西的井勿幕、赵世钰，山东的丁维汾等人经常联系，不断集会，这样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参加，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员的联席会议，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于不散，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这样，吴玉章使日本同盟会最大程度地集中在一起，和各省同盟会员一道，共同推进东京同盟会的工作。

　　此时，国内的形势更加险恶，清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会党中的许多革命分子纷纷逃往日本。吴玉章的大哥吴匡时也来到了东京，与他住在一起，并由他介绍加入同盟会。吴玉章认为，当时同盟会只顾去东南沿海发动武装起义，忽视会党工作，而应该把全国各地的会党徒众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各地会党的革命潜力。因此他主动联络焦达峰等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吴匡时在四川哥老会中较有地位，很同意他们的意见。经吴匡时介绍，吴玉章加入了“袍哥”组织。他还与张百祥、焦达峰、孙武、居正等人一起商量，召开了共进会的筹备会，吴玉章被任命为“管事”，实际负责组织联络等筹备工作。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各地会党在1907年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而特别着重于反满的宣传。“自从有了共进会之后，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这就使同盟会增加了一个群众基础较为广泛的外围组织，从而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

　　吴玉章在进行组织联络的同时，也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1906年以后，清政府严厉禁止革命宣传，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运进国内相当困难，为了继续扩大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留日学生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和出版报刊，再分散地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四川》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刊的，吴玉章担任主持和编辑工作。他当时正在日本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学习，为了让《四川》杂志按期出版，专门请假一年来从事编辑工作。为了方便起见，吴玉章为《四川》杂志社租了一处房子，不仅作出版机关，同时也用作革命活动机关。《四川》“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发行。它虽然只出了三期即遭封闭，但通观全部内容，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云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份量；而揭露清朝反动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鼓励人民起来争取铁路主权、进行革命斗争得文章又占了很大的份量；此外，即使是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而绝少无聊得吟风弄月之作。它的思想大抵是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四川》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进步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同胞奋起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是《四川》杂志各期的中心内容之一。该杂志的撰稿者们“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明亡国之祸已经迫在眉睫，大声疾呼只有四万万同胞之力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才能得救。”（匡珊吉，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四川》杂志的中心内容之二是揭露清政府卖国的反动统治，“盖以中国危弱之原，实政府腐败之故，而非一般人民全不足有为也。”（铁崖：警告全蜀，四川第一号）认为造成中国的危弱，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极端腐败，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实行专制主义，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呼唤人们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对促进民族觉醒，提高民众的革命觉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为救亡而奋起，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四川省处于中国的腹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比沿海和边疆稍晚，不少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相对来说较迟。《四川》大声疾呼，指明不能再图苟安旦夕，要求人们立即觉醒，为辛亥革命在中国腹地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内容，是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在革命的低潮时期所采取的极端的暴力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1905年，同盟会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还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暗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负责主持，吴玉章也参与其事，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吴玉章曾说：“那时我们最爱读俄国小说《铁假面》之类的惊险小说，经常仿照书中的人物研究进行暗杀的技术。”（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52页）1909年，吴玉章、喻云纪、孙武等人在汉口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吴玉章负责在日本购置器材和筹措经费，并且作了周密的计划。但是计划却因为端方临时改变行走路线而流产。随后，吴玉章等人又计划集中力量去刺杀清政府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决定派喻云纪、黄复生于1909年秋赴北京组织机关，吴玉章在日本负责准备一切。这次暗杀行动也没有成功，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入狱。后来吴玉章又参与了好几次暗杀活动，却都失败了。虽然暗杀不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但在当时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那‘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时代，暗杀就是革命党人投向清王朝专制统治者的一枚枚爆裂弹，像警钟，像惊雷，震撼着社会，惊醒了国人”，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陷清廷于恐怖的境地，使清王朝的大小官吏谈虎色变，不敢贸然与革命党人为敌；并且激发了一些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鼓舞人民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与此同时，吴玉章为了营救因暗杀失败被捕的黄复生和汪精卫，从日本赶回国内，在上海与熊克武、井勿幕等人晤面。于是一起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一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的事情。吴玉章被分配到日本去负责购运枪支弹药。“其筹划密商多在小石区骏河台畔的竹庐，另觅有一二所房屋作收藏、装运军火之用。主要联系的日本友人和军火商有宫崎寅藏及其弟前田行藏、仓地铃吉、萱野长知等人。从2月中旬至4月25日，购买了大量军火，向香港运送了五批。”在当时，购运军火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吴玉章等人想尽了各种方法，为广州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武器，功不可没。4月27日午后5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晚上，吴玉章搭夜班船由香港赶赴广州参加起义，并在船舱中撰写檄文。拂晓，搭船到达广州，但是城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城，吴玉章得知起义已经失败，官兵正在四处搜捕起义者，处境危险，只得返回香港。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继续起来斗争，迎接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达到高潮，吴玉章估计到革命运动会继续发展起来，于是从日本回到了家乡四川荣县。当时，在四川，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转战一百多个县，到处捕杀清朝官吏，惩办土豪劣绅，捣毁外国教堂，形成了一股锐不可当的革命洪流。吴玉章与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共同策划倒赵（四川总督赵尔丰）反清，推动革命的发展。当龙、王率同志军离开荣县攻打成都后，吴玉章承担了后方的全部责任，他在政治上痛斥了大地主郭慎之对同志军的恶毒诽谤，义正词严地指出：“龙鸣剑和王天杰领着同志军去打赵尔丰，是替我们大家争铁路、争人格，他们视为国争权、为民除害。”（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7-128页）为革命伸张了正义。在经济上，以按租捐款的办法为同志军解决了粮饷问题。在军事上，他加紧训练各乡民团，还开了一个军事训练班，不断扩大队伍以支援前线，不遗余力。王天杰率部回到荣县后，由于荣县知县逃走，吴玉章便不失时机地提出应该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得到了革命党人的一致赞成。吴玉章还考虑到由本县人出来管理县政，容易引起纠纷，于是请广安县的同盟会员蒲洵来主持荣县民政。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在县城召集各界开会，宣布独立，正式建立荣县政权。“逐清吏，别署同志，一新政令。”（王烈士传，荣县王烈士祠碑文）荣县独立后，吴玉章又主持军政大计，“规划军机，并司发一切密令”，“重新整顿民军队伍，加强操练。办一军事训练班，以来归的成都军校学生方朝珍、刘厚等人为教官。因武器缺乏，在县南铙钹山顶上设立工厂，制造抬枪、劈山炮、短刀等武器。招壮士百余人，组织一个敢死队。机关法团，按时办公。地方宁静，人民安乐。”这是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的县级政权。荣县独立，首开辛亥革命各地起义独立之先河，这比武昌起义要早半个月。“首义实先天下”，（民报，1 912年3月6 日）荣县渐成成都东南民军反清武装起义的中心。荣县独立后，吴玉章意识到，革命军虽然在荣县站住了脚，但是一个小小县城的革命政权，是难以单独存在的，因此必须向外发展，并且攻下了邻近的威远，巩固了荣县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清政府派端方“入川查办”。端方所率部队经过资州的时候，吴玉章即和队伍中的革命党人接上头，决定由他们杀掉端，吴玉章则在革命党人较多、群众基础较好、并且和资州相邻的内江发动起义。1911年11月25日，端方的部队在资州反戈一击，义杀端方，推举革命党人陈镇藩为入川鄂军的统领。陈镇藩即派人到内江与吴玉章联络。吴玉章等人决定立即行动，先是与当地团练局长谈判迫其交出团练局武装，然后召集群众在天后宫开会。吴玉章宣布革命宗旨，主张建立革命政权，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于是成立了内江军政府，吴玉章被推举为行政部长。内江革命政权建立后，吴玉章又“接收内江县衙，设六个管理处进行管理，抽调隆昌民军和改造后的旧军共任保卫之责。清查在押犯人，遣散无辜，处决劣吏。内江新秩序得以建立巩固。”端方的被杀、内江起义的成功使四川人民大受鼓舞，军心民心大振，从而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吴玉章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革命前期积极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他舍身忘我，参与了系列暗杀和武装起义，策划了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永远值得人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