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2)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运动，7月，汪精卫亦公开反共，承认西山会议派人员的党籍，达成三派的联合，组成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由于意见分歧，邹鲁为避“党阀”之嫌，决定离开政坛，随即出游欧美各国，撰写《中国国民党党史》。

　　1929年，济南惨案、中东路事件相继发生，邹鲁从日本回国，沿途经朝鲜见受日军蹂躏后的亡国悲惨情景。回国后，见蒋、冯、阎为争夺地盘逐鹿中原，强敌当前置国家安危而不顾，邹鲁劝告张学良要“中立守土，以防日人扩张”。后赴太原游说冯玉祥、阎锡山“化干戈为玉帛”，提出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蒋介石独裁问题。1930年8月，会议于北京召开期间，张学良支持蒋介石，以调解蒋、冯、阎之矛盾为藉口，出兵进驻北京。西南军界主张动武解决。邹鲁回广州，日本土肥原乘隙拉拢邹鲁，表示日本愿与西南军界合作，赞成武力消灭张学良，西南军界主持东北三省。邹鲁面质土肥原说：“张学良是中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如何，政治如何，都是中国内部的事，何劳贵国过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国土沦丧，全国各界掀起抗日高潮，西南各省军政要员提出抗日反蒋。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邹鲁回广州宣传抗日反蒋。他认为蒋介石“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与冯、阎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邹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和国府委员。10月，蒋介石逼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辞去军政各职，并派员南下广州谈判。邹鲁以为“蒋介石光明磊落”，劝说西南军政界要员“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出席了上海和平会议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和党部常委。次年，接任中山大学校长。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府委员。

　　由于国土不断沦陷，西南军界当局利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情绪，公开与蒋介石抗衡。土肥原再次来广州会见邹鲁，表示愿与中国共同防俄防共，但南京无诚意；故愿与西南方面合作，提供借款和军械。邹鲁对土肥原说：“如日本有诚意，则不应掠我东北。”土肥原未达目的，又派松井向邹鲁解释：东北事件是南京不与日本交涉，却联俄制日，所以有东北之擧。邹鲁力质松井，说明中国若联俄，日本不敢即来侵犯。中俄战争后，日本才来侵犯的。邹鲁出席世界大学会议时，留下一信给西南当局，说：“国难当前，应捐成见，服从中央决定，增强御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阴作颠覆中央之计，内战既开，兵连祸结，转为日人所乘，坐收渔人之利。”许崇智、叶楚伧赶至香港见邹鲁，邹鲁向他们提出：“全国各党各派值此国难当前，应放弃一切成见”；“消灭内战，以全力抗日”；“要唤起民众，使学、农、工、商、兵一致团结”，“凡助我抗日者皆认为朋友”的主张。南京沦陷后，邹鲁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邹鲁复任中大校长之后，全力进行整顿。他认为教育是救国的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学校发达，科学进步。1923年冬，他任广东大学筹委主任、校长，时为戎马倥偬，难得兼顾。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学，以求“树一最高学府”。

　　首先，他将中大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统一在学校领导之下，禁止员生在上课时间开会，并建立特别党部严加控制学生的聚会，恢复教学秩序。同时，为提高师资力量，派员赴北京等地聘请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优秀教授，成立各学科研究所、研究会，创办学术刊物，为发展学术研究提供较好的条件。1937年，设立研究院硕土学位考试委员会，擧办了第一届硕土生学位考试，授予各科毕业的研究生以硕土学位，奖励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建设石牌中大新校舍，按实际情况调整院系，将原来五个学院扩大为理、工、医、农、法、文、教育等七个学院。接管两广土壤调查所、广东通志馆，组织师生调查土壤、编写广东通志。制定和实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规划，于广州市郊五山置地四万亩，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国内战事频繁，教育部长朱家鞾又对邹鲁不满，常常拖欠教育经费。邹鲁面对困难，毅然实施庞大建校规划。他请中央拨款，又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要钱，向国内外同胞、侨胞广泛发动募捐。为使工程如期进行，邹鲁四处奔波，绞尽脑汁，“除了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外，可说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获在粤诸董事及财政部长之助”，终于如愿以偿，为中大建设作出不可磨减的卓越贡献。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孙中山铜像，农学馆，化学、电气、机械、土木工程等教学楼，师生宿舍；中期建农林化学馆，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学等实验教室及文学院、法学院、养蚕室、调桑室、园艺温室等。增办护土学校、助产学校和医学院附属第一、第二医院，附中、附小等。还在潮汕、湛江等地创办农场、桑场。为学院实习、科研提供了配套场所。1938年各项工程基本完成后，邹鲁作诗自慰：“蓝缕箪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邹鲁辞呈被批准，离开中大。他任中大校长十多年内，培养毕业生近五千人，学子散于世界各地。1936年，邹鲁曾应邀出席德国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纪念会，获法学博土。意大利罗马大学校长、香港大学副校长曾先后访问中大，甚读中大之成就，提出并达成交换教授、留学生的协议。埃及亚力山大大学增中大免费留学生名额。中山大学进入世界著名大学的行列。

　　邹鲁曾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教育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国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小学国家办，中学由地方和生产部门分类办，大学由中央或部门办；实行教学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由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改革教材，将智育与德育结合起来，等等。

　　邹鲁辞去中大校长后，以“图书满架，瓜菜满园”为乐。1946年，他当选为监察院委员，1949年7月，参加广州召开的“非常会议”，离会去香港，移居台北，后任中央评议委员。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教育与和平》、《邹鲁文集》、《邹鲁文存》等。1954年2月8日，邹鲁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