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王孙武(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7 00:0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范福潮 查看：
一个新问题是：在他去年流亡期间，武昌忽然冒出个文学社，挑头的是湖南人蒋翊武、刘复基，幕后操纵者实是胡瑛，他们在新军各标营中几乎都设了代表，入社的士兵与日俱增，并按士兵饷银的十分之一收取会费，经费多得花不完，令他羡慕不已。共进会若不迅速在军中发展组织，过不了多久，士兵多半都入了文学社，共进会岂能与之抗衡？倘若他们起义成功，湖北都督、政府官员和各军统领都成了文学社的人，他这十来年岂不是白折腾了？虽说都是闹革命，但没有人马，没有地盘，就没有势力，你就毫无价值。
另一个新问题是：湖北的事向来是他说了算，如今来了个“钦差大臣”，一山不容二虎，今后怎么与居正相处？
舌战谭人凤
正月二十五（1911年2月23日），谭人凤由沪来汉。当晚，居正召集孙武、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李春萱等人，与谭见面。
谭人凤说：“我奉克强之命察看长江革命近况，并报告紧要消息，因克强诸兄均在香港，各省同志毕集，今春决定在广州起事，方案已定，款亦有着，最短期间当能实现。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希望急起响应。”（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P32）谭人凤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服湖北方面参加他和宋教仁在上海筹组的“中部同盟会”，他解释道：“中部同盟会的性质与东京同盟会一样，因孙、黄已离开东京，总部无人主持，形同虚设，上海交通便利，组织这个机关，等于把东京同盟会总部搬到上海，希望武汉地区的革命同志加入中部同盟会，以便联成一气，一致响应广州起义。”（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P116）离开香港前，黄兴嘱咐谭人凤，“湖北方面居正可负责任”，因此，他把黄兴给他的钱交给居正600元，只给了孙武200元。谭人凤厚“钦差”而薄地主，孙武大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很快就表现出来。
谭人凤约孙武等人陪他到武昌府监狱看望胡瑛。讨论起义地点时，出现分歧，谭人凤说：“武汉深居内地，四面受敌，不宜首先发动。广州地处海滨，容易得到海外的接济，所以中部同盟会很赞成广州先动，长江上下游各地同时响应。南京新军，我们早已取得联系，现由南京调往九江的五十三标，就有很多同志，只要广州一动，湖北新军响应，我可保证九江新军，一定支援。湖南方面，我即去与当地新军接洽，支援我们，更不成问题。”孙武当即代表湖北共进会表态：“武昌当内地中心，是南北枢纽，而兵工厂、铁路局在中国可算首屈一指，一旦发动起来，加上湖南的支援，无后顾之忧，湖北专防清军南下，把守武胜关，长江下游各省，可从容布置，徐图响应，江南半壁，都将归我革命军掌握，这是第一个有利条件。两湖一带，近来水灾遍地，这一带的人民痛恨满清的程度，比他省更深，我们一起义，他们都要支援我们，这是第二个有利条件。再加以湖北新军，编练得很好，武器精良，其中绝大部分，都倾向革命，如以新军为起义主力，土匪决不敢乘机扰乱，租界不会因起义而遭到破坏，外人见我举动文明，一定不会帮助行将垮台的满清，这是第三个有利条件。有了以上的三个有利条件，我们认为起义地点，应该首先着重武汉。”谭、孙争论了许久，仍各持己见，最后胡瑛打圆场说：“广州和武昌，目前分别进行准备，以后看情况如何，再做决定吧。”时任共进会理财部长的李春萱晚年评论此事时说：“谭、孙诸人未得到结果，即行分别，因此种下了湖北与广州‘各干各’的分歧思想。湖北革命党人不服从领导的事实，由此表现的很明显。所以湖北起义之后，不受‘同盟会’首脑的领导，弄成武昌和南京不和，逐渐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
平心而论，谭人凤言不由衷，他在东京时关于选择起义地点的想法与孙武的主张完全一致，不然他也不会筹组中部同盟会，但黄兴派他回国交给他的使命是策动长江沿省响应广州起义，他不得不违心地与孙武争辩。孙武的预言日后全部应验：武昌起义成功了，广州起义败得很惨。后来汉阳失陷，指挥作战的总司令黄兴的表现更让孙武瞧不起，日后反孙反黄，武昌与南京决裂，不是没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