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居正(2)

　　居正给杨时杰看了黄兴的信，询问武汉革命团体的情况。杨时杰说：“秘密团体倒是不少，有二十多个，但互不统属，也无联络，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些团体，实力最强的是文学社，它的前身是群治学社，是从军队同盟会演进而来的，它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军人。”“共进会情况如何？”“孙武自前年回国组织湖北共进会，在笼络江湖人士方面颇有成就，但在军队中尚未建立起组织，他与军队的联系主要通过三十二标士兵黄申芗进行，黄申芗一跑，他和军队的联系就中断了。”居正询问孙武近况，杨玉如说：“去年3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暴动，涌入长沙，焚毁抚署、教堂和学堂，湖广总督瑞澂命湖北新军前往弹压，孙武以为有机可趁，便与黄申芗等人约定起义日期，响应长沙暴动，不料事机不密，被官府侦知，总督下令全城戒严，派宪兵到三十二标逮捕黄申芗，黄闻讯逃脱，孙武也被通缉，流亡在外，年前才回汉口。”“总理、克强对这次广州起义非常重视，对湖北响应广州起义寄予厚望，又派谭石屏（谭人凤字）前来，过几天即到汉口，他来之前，我要和孙武谈谈，先把共进会的组织恢复起来。”约好和孙武见面的时间，居正离开杨家，去蕲春学社找查光佛。

　　蕲春才子

　　蕲春学社是武昌的蕲春学子们办的联谊团体，位于蛇山上的一片树林里，疏篱瓦舍，十分僻静，查光佛从日本回国后，常住于此，这里已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同盟会内部非常看重同乡关系，党人之间，交往最多、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同乡。在日本时，居正和蕲春的田桐、黄侃、查光佛关系最为密切。查光佛可谓神童，15岁中秀才，19岁（1905年秋）赴日本求学，常与居正、焦达峰等人研讨革命问题，翌年加入同盟会，蒙孙中山召见，嘱以重任，受命为同盟会鄂支部特派员，1907年秋，部分同盟会员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他被公推为联合部长。回国后，他入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当兵，在军中发展组织，士兵们见他剃了光头，都叫他“查和尚”，后因体弱多病，请假离营。

　　查光佛见了居正，惊讶地看了他半天，挠着光头笑道：“哎哟，老兄，你怎么不告我一声就来了？”居正说明来意，查光佛说：“我就知道你是负命而来，不过，兄弟先给你提个醒，武汉派别纷纭，人事复杂，钦差大臣可不好当哟!”居正淡然一笑。

　　查光佛冲屋里喊道：“季刚（黄侃字）、大悲，你们看谁来了。”黄侃和居正是熟友，俩人前后脚回国，没想到这么快就在蛇山见面。詹大悲不认识居正，查光佛向他介绍道：“这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居觉生，你俩是同行。”黄侃拍着詹大悲的肩膀向居正介绍道：“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湖北报界大名鼎鼎的詹大悲。”二人互道久仰，居正叹道：“蕲春四才子，就差梓琴（田桐字）就凑齐了。”四人品茶聊天。詹大悲向居正介绍文学社的情况：“……是我建议把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的。正月初一，我们在黄鹤楼召开了成立大会，推举蒋翊武任社长，尧澂（刘复基字）任评议部长，我任文书部长。今后的策略，我们称之谓‘抬营主义’，即在新军各标、营设立代表，等到一半士兵入社，我们就能控制新军，调动部队，到时候本社领导机构即可转作起义指挥部，社长转为总司令……”詹大悲目光炯炯，语气中充满自信：“时机一到，一声令下，武昌各部队分头占领总督府、各司道衙门、藩库、官钱局、造币厂，占领蛇山、各城门和沿江战略要地，汉阳部队分头占领兵工厂、钢药厂、汉口火车站及京汉铁路武胜关以南重要桥梁关隘，宣布湖北独立。”在日本时，居正听黄侃讲过詹大悲办报的故事，对他的才华和激情非常钦佩，今日相见，印象更深。

　　詹大悲走后，居正问查光佛：“我明天要见孙武，老兄有何指教？”查光佛说：“湖北的共进会组织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刘仲文名为会长，实为光杆司令，去年回来，找不到孙武，寸步难行，以养病为由，跑回老家一去不回，杨舒武（杨时杰字）奔波半年，亦无所作为，现在又来了你这么一位钦差……”查光佛欲言又止，颇为感慨地说：“此人山大王习气太重，我很少和他来往。”居正心领神会，笑道：“同盟会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我应付得来。”

　　会见孙武

　　第二天，杨时杰带孙武来见居正。孙武握住居正的手，嘘寒问暖，非常热情，显然他已知道居正的来意，看过黄兴的信，他侃侃而谈：“前几年没经验，走了不少弯路。运动官吏，官吏利欲熏心；联络会党，会党又野性难驯；今后惟有运动士兵，借矛夺盾。士兵自有枪械，是器械足；各有固定粮饷，是粮饷足；每日训练，是有纪律；又曾平匪治乱，是有历练。与其费资养人，不如运动士兵为妙。至于运动方法，应先结以义气，晓以革命利害，强调官长皆学堂出身，士兵万难升迁，不革命就无出路，士兵能明此理，就可为我所用。”（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P165）

　　居正见孙武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问他近期有何打算。孙武说：“我在汉口设立了机关，先让组织运转起来，再在武昌左、右旗军营附近开设酒店、旅馆，联络军人，接待同志。今后共进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军队各标营设立代表，吸纳士兵入会，文学社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他叹了口气说：“可惜手中无钱，我只能一件一件地办。”杨时杰摊开地图，向居正介绍湖北新军的编制、装备、兵营和驻防地点，不无忧虑地说：“如果我们也全力在军中发展会员，就等于在和文学社竞争，两个团体各有纲领，各有领导，各有机关，各有行动方案，这样，武汉就有了两个革命中心。”孙武满不在乎地说：“管他呢，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居正看着地图，沉思不语，他脑子里闪过促成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念头，但要等到条件和时机成熟后才能去做，而前提条件是，双方必须实力相当，现在提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可能双方都难以接受。他岔开话题对孙武说：“应该把刘仲文请回来，大家一起商量个进行的办法。”“我已写信派人去襄阳请他，只要他来武昌，就能资助我们。说实话，当初在东京推举会长时，大家都是看他有钱，才举他的。革命是一桩花钱的买卖，购枪械买子弹，要钱；设机关租房子，要钱；开报馆办报纸，要钱；没有钱，寸步难行。总理为何常年奔走海外？他是广东人，又入了洪门，南洋北美的侨商广东人居多，他能通过各地堂口筹款，他在两广一带连年起义，花费不下百万两银子，多是他筹来的，所以他们广东人在同盟会里的地位就比外省人高。”居正耐心听着，并不插话。孙武所言，确是事实，有些牢骚，并非全无道理，在东京时，比这过激的言论，他也时常听到，所以谭、宋才邀集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决议成立中部同盟会。回国后见闻所至，果然山头林立，上海的陈其美，武昌的蒋翊武，汉口的孙武，长沙的焦达峰，无不傲视群雄，各行其是，国内情形，犹如亡秦之际草莽英雄揭竿而起，又如汉末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名义上虽尊中山先生为盟主，实则视其为怀王、袁绍，各地党人纷纷拉山头，立旗号，招兵买马，攘夺满清天下。

　　接着，孙武对黄兴要求湖北响应广州起义大发牢骚：“起义的事，向来也是他们广东人说了算，去年让我们响应，今年又让我们响应，本着革命道义，我们全力以赴就是了，但到时候能不能响应，还要视准备情况而定，如果条件不成熟，贸然响应，只能自取灭亡。”居正理解孙武的心情，虽然十年前他就已参加反清革命，又是日知会时期的骨干，但直到前年才在香港加入同盟会，他与孙、黄等同盟会高层人物没有私交，活动范围仅限于武汉，在他的地盘上，可以呼风唤雨，养成了唯我独尊的习气，仿佛生来就是唱主角的，很难给别人当配角，更别说跑龙套了。居正感受到了孙武胸中蛰伏已久的霸气，今后与此人如何相处？他深为自己肩负的使命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