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民主法制的首倡者——洪荣圻

　　洪荣圻，字春岩，宁乡清末廪生。1905年东渡日本，考入法政大学，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决心投身于民主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洪荣圻毕业回国后，参加吏部考试，被授予七品小官，住在北京米市胡同宁乡会馆。在此，他介绍同乡、京师法律学堂学生胡曜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洪荣圻回到长沙，任宁乡驻省中学监督。

　　3月初，谭人凤受黄兴之命，由上海转汉口，秘密来到长沙，在晏家塘召集在长沙的同盟会员刘承烈、刘文锦、文斐、文经纬、成邦杰和洪荣圻等举行秘密会议，传达总会的革命方略，并约与湖北同时响应广州起义。洪荣圻的任务是与文经纬一道联络长沙教育界及绅商各团体。为了工作方便，他和文经纬邀集吴孔铎，谢介僧等组织了一个“卷施社”，在水风井胡家花园租几间私人房屋，挂上“富训商业学校筹备处”的牌子，借以掩护，秘密草拟、印制宣传品和传单。另外，他又和文斐、黄桐阶、李德纯等组织了一个“图强社”，以研究怎样使中国富强为名，在长沙府衙门的围墙后租住房子，收集官府情报和做为将来武装起义的据点。

　　1911年4月，清政府玩弄立宪骗局，所谓“内阁”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皇族，连很多立宪派官绅都说：“清廷已无可为！”保路运动很快在湖南兴起。原来，收回粤汉、川汉铁路商办自建的事，湖南早已提出，因长沙至株州120华里的铁路已修通，可与萍株铁路接轨，并已筹得田租累进股、盐斤加价股、及三佛支线余利等款年约五百万元。清政府要把粤汉路收归国有，湖南损失最大  因此绅商们非力争不可。洪荣圻和文经纬、文斐等抓住时机，积极建议组织“湘路协赞会”，以便联络、团结更多的人来迫使清政府收回成命；会址设长沙贾太傅祠内，选举李达璋为会长，洪荣圻和文斐，文经纬及咨议局议员左学谦等为干事。“湘路协赞会”组织了一些立宪派上京请愿，得不到丝毫结果，使这些立宪派的老爷们也逐渐得出结论，清政府的腐败已无药可救，从而有些人慢慢地转到革命方面来。

　　同年5月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强行接受四省铁路公司，并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激发了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群众一致反对。洪荣圻等立即连夜拟好传单印制散发，在街上人多的地方聚众演说，号召大家起来反对清政府的卖国活动。5月16日，长株铁路段万余铁路工人停工入城，与各团体一起，到抚台衙门前示威，而后到教育会坪开大会，宣布清廷26条大罪，警告清廷如不收回成命，“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民众抗租。巡抚杨文鼎虽被迫上奏，但没有任何结果。罢市、罢课，—直闹到6月8日。立宪派中不少人又得出结论，清政府已决心不要人民群众了。

　　当四川荣县等处发生起义，端方带清兵入川镇压时，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了，消息传到湖南，洪荣圻便赶到水风井胡家花园与文经纬、刘嵩衡、阎鸣飞等讨论积极响应起义事宜。10月22日，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组织下，一举夺得长沙抚台衙门，宣布建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对法学深有研究的洪荣圻当了司法司长。

　　可是，湖南立宪派人士想乘机策动谭延闿来代替焦达峰，未成，便以湖北用了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为借口，提出谭延闿任湖南民政部长。唐乾一还草拟了一个军政府的组织法，想借此来分散郎督大权。胡迈文、刘武等都很赞成，洪荣圻深知这些人的用意，默然很久才说：“今日之事，均已属都督，必请焉而后可。”便邀了刘嵩衡去找焦达峰商议。这时天正下雨，街上泥泞不堪，二个人还是冒雨而去，在那里反复讨论，直到三更以后才回到咨议局。唐乾—、粟戡时又坚决请洪荣圻、刘嵩衡二人连夜去找谭延闿商定。这时，黄以霖还拥有清兵占领着藩署，水陆洲水师因巡抚余诚格逃到那里，还没有举起白旗反正，起义的革命军还在街头布置岗哨戒严，军政府的兵目只好派兵送他们五人到了谭宅。

　　10月31日，焦达峰、陈作新二都督被害，洪荣圻得知非常悲痛，但不久传来同盟会中央的意见；大敌当前，武昌危急，湖南切不可内部分裂，再动干戈。洪荣圻以大局为重，按同盟会总部的意见，对急切想为焦、陈都督报仇的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

　　谭延闿接任都督后，立即派兵援鄂，表示拥护反满抗清，在湖南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洪荣圻将主要精力用于积极进行司法组织建设。他电告好友胡某回省，任司法司秘书兼铨叙科长，并从各方面网罗人才，把法政学堂毕业的李藻璜等人请来参加工作。当司法司组建好后，他又着手建立湖南省高等审判厅，要胡君任推事兼庭长，把李藻璜派去任书记官；同时，还成立了湖南高等检察厅。

　　当时，湖南的法律专门人才屈指可数。洪荣圻想在全省七十多个州县建立法院时，便只能招来一些有一定文化的人，向他们讲一讲《民法》、《刑法》与诉讼程序、断案等有关法律知识，而后派到各地去任法官。由于法院初立，存在的问题颇多，正如唐乾一所写：“法官多新进，无经验，昧于社会情状，往往以听断不明，两造互讧于堂，有即在法院相殴伤者。”还有些法官乘机钻营，目的是为了做官发财。因此“又缘受贿，颠倒是非，肆元忌惮，法官不法，民俱怨矣。”加上几千年封建制度所形成的惯例是县官断案，司法在下层只是附属于行政部门，而现在洪荣圻坚持“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因而使封建遣老们大大的不快，便群起而攻之。所以宁乡县志批评“于新政主急进，每讲演持论过急，闻者大哗，亦勿顾。”

　　洪荣圻为了推进全省的司法工作，维护法律尊严而大声疾呼，坚持与封建遗老们作斗争。同时，他反复思考产生问题的原因，对别人说：“司法独立，先进各文明国能行之，若吾国民程度薄弱，非将各种法施行完备，徒假法治国之美名，适滋乱耳。”于是，着手草拟《民法》、《刑法》、《诉讼程序》和《实施细则》。白天，他忙得根本挤不出时间来，只能在深夜及未天亮便起床撰写。这样一来，他本来虚弱的身体，更加受到损害。但更大的摧残是心灵受到伤害，因为军阀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冯廉直的被杀，西路招讨使杨任的惨死，“眼看屠狗尽王侯”、这对于他这个手握全省法权的人来说，除了只有内心酸楚和痛苦以外，简直毫无办法，他给友人写信谈到自己的处境时难过地说：“济世不能，求死不得。”

　　由于积劳和忧郁，加速了他身体的崩溃，1912年阴历五月，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前，他草拟的司法条陈十三事，内容与司法总长梁启超的《陈议10条》略同。

　　“天不永其年，湘人惜之！”洪荣圻过早地去世，实在是辛亥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封建余孽的作祟，使他不能不“赍志以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