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辛亥历史人物解读(7) [投稿]
辛亥革命网 2011-04-28 00:00 来源: 作者:马萌 查看:
北京政变
【反直三角联盟】
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激化了内外部的各种矛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胡景翼、孙岳、冯玉祥结为反直联盟。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会后,孙中山派人向胡景翼传达了会议精神,指示他联合北方进步势力,发动反直系军阀的斗争。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胡景翼盼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立即和刘允丞、续桐溪,商定了一个倒曹灭吴的计划。
胡景翼分析了曹、吴的内部情况,选择其中实力最大,和吴佩孚矛盾最深的冯玉祥,作为联合的重点。胡景翼先请孙岳面见冯玉祥,然后又派李仲三再见冯玉祥。冯玉祥同意和胡景翼合作,确定了推翻曹锟,解决曹吴,赶溥仪出紫禁城的计划。大政方针已定,冯玉祥令胡景翼火速率部进京。胡、孙、冯反直三角联盟正式形成。
这里对孙岳作个介绍,不是太长。孙岳曾和陕西督军陈树藩有校友关系,曾经求学于保定陆军学堂,他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将领。他曾受衔陆军上将,历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直隶督办兼省长、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等职务。他一生走过复杂曲折的道路,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讨袁斗争,后一度投在曹锟麾下,参与军阀混战。1924年10月,孙同冯玉祥、胡景翼合作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以后,又在京、津、保一带与北洋军阀进行战斗。孙岳是中国北方民主革命时期一位重要人物。
孙岳,字禹行,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于直隶高阳县西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其父叫孙迈唐,极善经营,虽家境小康,但仍勤俭躬耕,蓄意发家致富。孙岳少年时代倜傥不羁,村人戏称“嘎小子”。一次本村屈家做会,请道巫念经求神,正当人家低头默念经卷之时,孙岳蹑足而前,偷拿供品,更趁他人不虞之机猛然掀翻供桌,高声呐喊:“老神来了!”顿时道场哗然,秩序大乱。他则潜身而逃,溜之大吉了。孙岳在少年时期,被他父亲送到外祖父家,拜托给当地有名的教师常鹤苓先生进行启蒙教育。这位先生通晓儿童心理,对孙岳因势利导,使其安心学业而有进取之心。
在青年时代,孙岳认识了自己的家庭。原来孙家祖居高阳城内南街,孙岳的家世大概是这样的:
他系明末兵部尚书孙承宗的九世孙。清军攻破高阳,孙承宗自杀殉节,其子孙妇孺40余口惨遭清军杀害。自此孙姓后人誓不仕清。
孙岳读书刻苦,才华出众,受常先生的影响,他不顾家规族约,决定进取功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孙去保定应考。此时朝廷昏庸,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对清政府已丧失希望。应考期间,孙岳结识了一位朋友,相交数日,感情日厚。
一天,那人对他说:“我是满洲人,参加革命不会有人信任我。你是抗清名将后裔,天生的革命党,何若也来凑热闹?”这句话触动了孙岳,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榜发孙虽名列前茅,但他心中黯然,从此他把时间打发在茶楼酒肆。有些好心的学友劝他不要荒废学业,他却回答:“我是大明宰相孙承宗之后,祖上被清家所杀,仇深似海,哪有再应清家科举之理!”以后他往来高阳、保定之间。饮酒寻欢,结纳至交。孙岳的父亲一生勤俭治家,对孙岳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常常骂他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
孙岳青年时期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行乞的老人,气度不凡,须发皓白,举止文雅,但却身着破衣,形容凄惨。孙岳揣测必有缘故,便上前盘问,那位老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原来,他家住蠡县北部农村,家庭富有。只因当地一个天主教徒企图吞并其家产,诬告他与义和团有来往,致使全家逃散,有家难归。孙岳平时就对屈附洋人的奴才极其反感,一听此冤诉,愈发义愤填膺。他回到家后,便派人到那里暗中打探,得知那个天主教徒是个地痞无赖,常依仗当地教堂的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当地无人敢惹。孙岳怒不可遏,次日找把大刀,磨得雪亮,把那老人叫到跟前说:“走,今晚我要与你报仇雪恨!”那位老人战战兢兢地说:“你是个读书人,怎能做这等事,若是闯出祸来,谁又担当得起呢?”孙岳顿时恼怒起来,他把手里的钢刀晃了晃,愤愤不平地说:“你有仇不报,空披一张人皮,活在世上尚有何用?”于是,老人当了孙岳的向导;夜里,来到那个天主教徒的住所,孙岳翻墙而过,不一会儿即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跳了出来,他问:“杀得对不对?”老人吓得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孙岳安慰他说:“我孙岳自己做事自己当,决不连累他人。”遂修书一封,详列死者罪状,并责官府纵奸害良,警告云:今后若是不改,定有此报。他将此头带到高阳,挂在南城门上,又贴上了那封信。此事一时轰动高阳周围,官府大为惊恐,而百姓都暗自拍手称快-在这件事发生后,孙岳无法存身,便远离家乡,到了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孙岳出家为僧,本是为避风头的权宜之计。所以他在庙中不拘庙规,不读经卷,反把《鲁智深醉打山门》的鼓词背得烂熟,藉以发泄愤懑之情。
光绪三十年(1904)适逢保定武备学堂招考学员,孙岳身披袈裟,前往应试,因成绩优异被录取炮兵科。在校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吴越、刘廷森、李廷玉等人,他们志同道合,交往甚厚。1907年孙岳复进军官学堂进修。当时该学堂有排挤南方学生的现象,孙岳认为南北同辙,志同归一,不但结识北方志士,更广泛接触南方同学,寻找知己。他对朋友仗义疏财,关心、体贴同学苦衷,当有的同学精神苦闷时,他就唱起《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昆曲小段,为之排忧解虑。孙岳谈吐得体,备受尊重。时间长了,许多人都愿意接近他。1913年,革命党被迫进行“二次革命”,李烈钧热诚向黄兴举荐孙岳,孙岳被任命为讨袁一路总司令。反袁斗争失败后,孙岳成了袁世凯通缉在案的要犯,不得已同李烈钧亡命日本。不久孙密潜回家乡,又遭到当地袁氏爪牙的追捕,于是身着布衣,头顶毡帽,只身逃亡陕西华山脚下,开始了隐居生涯,这便有了和胡景翼等人的“华山结盟”。
【北京政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25万大军北上迎击张作霖。吴佩孚命令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兵古北口,胡景翼作援军,策应前方。
让自己出兵古北口,冯玉祥认为吴佩孚是排除异己,有意刁难,十分不满。胡景翼要求后勤补给,也遭到吴佩孚的拒绝。这成为冯玉祥、胡景翼决心回师倒戈的导火索。
冯玉祥受命后,迟迟不发,秘密地进行着回师倒戈的准备工作。他以京城空虚为借口,向曹锟推荐孙岳任北京卫戍副司令,作为内应。又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留守北京,监视曹、吴的行动。待一切部署就绪后,冯玉祥才率部开拔。
胡景翼担任第二路援军司令。在临行前,胡景翼把刘允丞、续桐溪、李仲三找来,部署了周密的回师计划。他托李仲三联系冯玉祥,令李虎臣留驻通州作策应,派续桐溪去承德争取米振标,托刘允丞向孙中山汇报。请孙中山出师北伐,共讨曹、吴。
冯玉祥到古北口后,以筹措军饷为由,驻足不前,设法与奉军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人到古北口见冯玉祥,要求冯玉祥与奉军统一行动,共伐曹、吴。心有灵犀,双方一拍即合。但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却蒙在鼓里,对冯、胡、孙的三角联盟,及冯军与奉军、皖军的结盟,毫无觉察。
在冯玉祥的默许下,奉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占了天险九门口等三道关,打开了通往山海关的道路。在喜峰口,奉军也击败了直军王怀庆部。败讯传来,在北京的吴佩孚坐不住了,亲率精锐急忙赶赴山海关。吴佩孚一走,京城空虚,为胡景翼、冯玉祥回师北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邓宝珊按胡景翼的安排,到古北口见冯玉祥,通报了情况。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
胡景翼立即下令全军撤离战场,南下接应冯玉祥。胡景翼密令岳维峻袭击王怀庆部,割断王怀庆和吴佩孚间的联系。然后兵发榆关,堵住吴佩孚陆路回师的通道。又命邓宝珊、李纪才直奔京津,在丰台、玉田、滦州一线布防。令留守通州的李虎臣,策应冯玉祥进京。配合邓宝珊、郑成思,形成对唐山和天津的包围,堵死吴佩孚从海上回师京城的通道。胡景翼的这些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回师北京的军事行动。
10月22日午夜,冯玉祥的先头部队在孙岳的帮助下,一弹未发,开进了北京安定门,占领了城内的交通要道,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曹锟。23日黎明,冯玉祥的大队人马开进了北京城,控制了北京的整个局面。
25日,在北京北苑召开了政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各部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北京政变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吴佩孚这时才如梦初醒。得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吴佩孚急忙挥师天津,以曹锟的名义,电令江苏、湖北各军火速北上增援,讨伐冯玉祥。
李虎臣、李纪才、张之江、刘郁芬等兵陈杨村以西,准备向吴佩孚发动进攻。岳维峻、邓宝珊已占领了唐山。兵临城下的吴佩孚,困兽犹斗,拒不投降。胡景翼下令总攻击,取得了杨村战役的胜利。吴佩孚看大势已去,只好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胡景翼进驻天津,讨吴战争宣告正式结束。
11月5日上午9点,冯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奉冯玉祥之命,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下午4时10分,鹿钟麟将优待条件大肆修改后,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民国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结束。
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琪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策」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北京事变引起全国震动,《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
北京政变,消灭了吴佩孚,迫使曹锟下台,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国民军”的来历】
关于“国民军”的来历,笔者当年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关中英雄传》时曾经查阅全国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在《关中英雄传》第五十五回“曹仲珊贿选总统,冯胡孙北京革命”中是这样写的:
在行动的前夕,胡景翼将军再次派李仲三、刘允丞、刘骥等人与冯玉祥在怀柔县密谈。刘允丞是民党资深望重的老同志,与胡的交情甚厚,胡的一切事情都不瞒刘,胡这次派了刘允丞前去密谈,显然是为作最后的决定。李仲三、刘允丞见了冯玉祥之后,冯对他们首先宣读了事先拟就的通电初稿。李仲三等人表示赞成,李说:
“胡景翼将军主张在电文中提出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重掌社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国民党内有识之士所赞成的。”
“好,我举双手赞成。”冯欣然同意。
接着,就开始商讨军队的名称,冯说:
“我提个‘国’字。”
“我提个‘民’字。”李仲三说。
这就是冯玉祥、胡景翼等人领导的国民军名称的起源。随之商讨部队的编制和番号问题,李仲三说:
“焕章兄为总司令,所部编为国民军第一军;胡笠僧为副总司令,所部编为国民军第二军。”
这时候,刘允丞捅了李仲三一下,小声说:
“哎,还有咱孙二哥呢!”
孙二哥即孙岳,字禹行,直隶(今河北)高阳人。他与杨虎城有着大概相同的苦难经历,早年在家乡除霸后隐姓埋名出家为僧,后来考入保定武备学堂炮兵科,在求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北方支部的负责人之一。辛亥年与王金铭、冯玉祥等共谋涤州起义,失败后遁走。到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被任命为苏(州)、淞(江)、宁(即南京)、扬(州)、镇(江)五路总司令,曾在江苏西北部的徐州与苏北的宿迁地区一举打败张勋的辫子军。之后,又任陆军第十九师师长,兼江西庐山垦牧督办。袁世凯任总统后被免职。孙岳是明末蓟辽督师孙承宗的后裔,清军入关时,把孙承宗拴在马后,竟活活地拖死了,因而孙家的后人相约在清代不应试,不与自己的仇人谋事。孙平时对朋友体贴入微,颇有燕赵慷慨好客之风。他唱得一口好昆剧,常唱“鲁智深醉打山门”来解闷,他曾在民国二年的时候来陕西避难,在华山隐居,与胡景翼等人的交情很深,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孙二哥”。
经过刘允丞的提醒,李仲三说:
“孙岳应加入国民军,和笠僧一样,仍为副总司令,他的部队编为国民军第三军。”
冯玉祥没有立即表态,说:
“孙岳是曹锟的老朋友,又是部下,他的部队况且还是曹锟的卫队,这样的人可靠吗?”
李仲三说:
“孙岳是一个革命者,我们作革命事业,不能顾忌这个,试问冯先生,你和笠僧现在不也是曹锟的部下吗?”
冯玉祥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结成同盟,约定共同推翻曹锟的贿选政权。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就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北京革命”。
【欢迎总理践前约】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将军取得了北京政变的胜利。建立国民军。
孙中山在卢、孙、张倒直三角同盟形成时,便派徐谦将三角同盟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敦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不久,孙中山又派徐谦见冯,将自己的《建国大纲》交给他,此后孔祥熙又奉孙中山之命,将其亲书的《建国大纲》交给冯,并进一步劝冯倒直。国民党人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奉孙中山之命,时常同冯联系,劝冯采取联合奉、皖,将直系军阀吴佩孚推翻。冯受到感动,决心倒直。
奉系首领张作霖也派来马炳南到北京与冯玉祥取得联系。马既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又同冯玉祥有旧交。马还代表张学良趁冯玉祥同李德全结婚的时机,前来贺喜。
冯的元配妻子刘德贞患产科病去世。冯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结识,李为北京惠文女子中学的教师,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学识出众,思想开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冯与李恋爱之前,大总统曹锟拟将其女嫁给冯玉祥为妻,托人向冯说媒,冯不为大总统的权势和曹小姐的显贵所动,婉言加以谢绝。
马炳南的不断往返,奉军又秘密接济了冯军一些补给。奉方又派郭瀛洲为代表和冯联系倒直问题,冯表示赞同联合。双方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共同反直。
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与山东督军、皖系军阀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联络反直活动。冯玉祥派遣参议刘之龙赴天津与段祺瑞洽谈,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冯玉祥积极争取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秘密联盟。
15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在冯玉祥督陕时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胡素有革命思想,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接到冯玉祥、胡景翼的邀请电报,孙中山决定即日北上。这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张作霖,违背当初的承诺,率师进山海关,直逼京、津。并公然拥戴段祺瑞任反直军统帅。国民党内对孙中山北上一事,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使孙中山的北上,迟迟不能成行。
为了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使人民免遭战乱的涂炭,孙中山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定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到上海,因交通受阻,改道日本到达天津。胡景翼在北京心急如焚,度日如年。
同年12月4日,应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随员汪精卫、张继、孙科等,乘“北岭丸”北上,到达天津。先父张立卿当即以国民二军驻天津办公处少将处长身份率部到法租界美昌码头恭迎。孙中山先生见迎接队伍的领头人是张立卿时,不觉笑了,亲切地说:“怎么是你呀!”随后,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由张立卿陪同登上汽车,随员汪精卫等也上了另一部汽车,驶向张园。
原来张立卿不仅和中山先生熟悉,并有追随中山先生近二十年的历史。1905年初,张立卿因不满国内清廷统治,东渡扶桑,留学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和同盟会会员井勿慕等过从甚密,于1906年秋,在日本东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积极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同年9月,于右任由上海到东京考察新闻事业,并募捐办报经费,张立卿对此极表支持,并决定辍学与于同回上海一起办报。在12月的一天,于右任即将回国的前夕,带了张立卿向中山先生辞行,中山先生对年方19岁的张立卿十分喜爱,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立卿同志年轻有为,望好自为之,革命必胜,我们国内相见有期……”
在回上海办报期间,张立卿一直负责总务工作,长达五年之久。
1911年5月,因革命形势需要,张立卿由上海回到陕西,他与同盟会陕西支部负责人井勿幕等一起联系新军、刀客和会党中的进步人员,为陕西的辛亥革命创造条件。1918年4月,张立卿作为陕西靖国军代表兼于右任总司令的个人代表去广州晋竭孙文大元帅,向大元帅面呈于右任的函件,并面述陕西靖国军的具体情况。孙文大元帅亲自接见并慰励有加,留他在大元帅参议军政大事,并于同年4月30日任命张立卿为大元帅府参议。
同年6月26日,孙大元帅因桂系军阀操纵非常国会,阴谋改组军政府,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布通电。是日乘“近江丸”离穗到上海,先父张立卿也同船离广州到沪。
1919年1月,因西北急需人才,中山先生派张立卿持致于右任函赴陕。后张立卿被任命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少将处长。
中山先生天津行邸设在日租界张园内。张园是前清封疆大吏张彪的私人花园住宅,园内建筑精致,有名花异草,参天古树,在天津小有名气。
在待了十多天后,中山先生为了避免无谓的打扰和静心养病,向先父提出可否搬迁到清净的地方。
张立卿也认为张园地处日租界内,有日警署和警察厅派来的巡捕、警察,表面看来戒备森严,但这些人大部分是军阀的心腹,干着明保护暗监视的勾当。经请示中山先生同意后,乃于18日秘密请先生和夫人住进了利顺德大饭店208号房间。并另派二军将士10多人,担任警卫工作。
当时对外称行邸仍在张园,但实际上中山先生接待一些有关机密的人如于右任的代表、南方来的客人和个人代表去陕西等处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进步主张和反对段祺瑞的所谓“善后会议”等,都在利顺德大饭店进行。但这一行动十分保密,鲜为人知。
12月31日,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和随员汪精卫等一行,由天津乘火车去北京。张立卿等二军人员从利顺德大饭店恭送至老龙头火车站。嗣后国民二军开赴河南,胡景翼改任河南省军务督办,张立卿随之去豫任安阳县县长。
【孙中山逝世】孙中山当初北上的路线,是由上海绕道日本,再由天津入京。先生抵达北京时,受到各界200多个团体约3万多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在向欢迎群众散发的《入京宣言》中严正表示:“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和诸君救国的。”并随即一再重申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救中国的意愿。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这位一代伟人,终于因胆囊腺癌晚期已转移到肝、肺、结肠等处,医治无效,一病不起,在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今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孙中山逝世纪念馆”)住处溘然长逝,终年59岁。
在黑暗的中国上空,一颗巨星划出一道灿烂夺目的光彩后陨落了。云凄海咽,地暗天愁,中国人民无限悲痛。举国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们深切悼念这位为着中国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不息的伟大革命家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山麓,称为“中山陵”。从此,三孙中山长眠的紫金山中山陵园,便永远成为革命人民瞻仰、纪念的圣地。
【挥师督豫】
这时的冯玉祥私心膨胀,置大局于不顾,把心思用在争夺地盘上。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企图把胡、孙赶出京津,以利自己的发展。
与此同时,冯玉祥在天津举行了包括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在内的三方会议。会议其间,屈于段祺瑞、张作霖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冯玉祥采取了“高揖群公,激流勇退”的态度,拱手把北京政变的胜利成果,让给了段、张这两位军阀,以新的军阀独裁代替了旧的军阀独裁。
天津会议使胡景翼大失所望。摆在他面前地唯一出路,就是南下中原,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跟军阀多年打交道的教训,教育了胡景翼,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于是,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屈武的引见下,胡景翼在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李大钊,并要求他南下指导工作。李大钊的接见,使胡景翼又一次柳暗花明,获得了“激流勇进”的信心。
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在击败了吴佩孚残部和憨玉琨的抵抗之后,经郑州,进驻开封。他遵照孙中山先生“除恶务尽”的指示,出兵豫西,追剿吴佩孚,围困鸡公山。吴佩孚走投无路,只好带领残部窜进湖北,溜进湖南,投靠了军阀赵恒惕。
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各地纷纷来电祝贺,为其歌功颂德,称其为“临时执政”、“执政”。唯独胡景翼在来电中,称他“段大元帅”,并在电文中控诉、训诫军阀的罪恶,招来段祺瑞的极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