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前后孙洪伊思想的转变

一、清末立宪请愿运动的中坚

    孙洪伊出身于天津一富商之家。起初，他的思想、行为与之所在阶层利益要求是相符的，是君主立宪坚定的拥护者。

    20世纪初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举行一次次起义，各地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风潮此起彼伏。在动荡的局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基于保全自己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立宪派害怕和仇视革命。正是这种既要求一定的民主、又极力阻止革命的心理，驱使他们纷纷起来组织立宪团体，发起立宪请愿运动。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备立宪政治事宜清单》，决定以9年为立宪筹备期。据清廷指令，同年九月直隶谘议局成立，孙洪伊顺利当选为谘议局议员。踏入谘议局门坎，孙洪伊就立刻提议分函各省谘议局各派代表组织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呈请清廷提前召开国会。此时，江苏谘议局以张謇为代表也正派人或函告各省谘议局推选代表齐集上海商量进京请愿问题。这样，江苏、直隶两省共同发起组织。11月中旬，到上海的有苏、直、奉、吉、黑、晋、冀、鲁、豫、湘、赣、皖、浙、闽、粤等16省派出代表55人，请愿国会代表谈话会就在上海跑马厅举行。会上基于外国列强侵略、内部失策造成的动乱局势，成立了由33人组成的请愿国会代表团，决定即时进京向督察院呈递请愿书。从此，揭开了清末连续三次立宪请愿运动的序幕。

    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第一次向督察院递交请愿书，孙洪伊领衔署名，此时，请愿代表或日：“不请则已，请必要于成，不成不返。”或日：“不得请，当斧质死阙下。”足见其决心之大，信念之坚。上书从内政到外交，纵国内变迁横国外形势，陈述速开国会之必要。一日内政，“内政之改革，视手机关之善不善，机关一日未善，则政令一日不得实行，九年筹备之政，一切将等诸具文。”而：“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有国会然后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一日外交，大清国“操似失策”，订约、赔款、易地，以致于国民不满于下，政府受困于上。只有国会：“则国际交涉无论如何困难，政府即有不得已之衷不能尽喻于国民者，国会犹可以代申。国民即有不可忍之痛不能直达于政府者，国会亦可与代陈”。并指出，国际上无论是：“和平者”还是“雄猜者”都时刻注意我国之宪政，如果不趁机速开国会，建立与列强平等之宪政，则会出现夜长梦多之患。且从程度论，“九年后之国步，未必进于今日”，要求翌年就召开国会。这篇冗长的请愿书，可以说是请愿代表对清廷有冀有疑心理的表白。除上书外，孙洪伊还组织请愿代表遍访亲贵大臣，陈述预备期过长，“九年之中，患机莫测”。就这次请愿说来孙洪伊及其他立宪代表抱有十足的希望。结果却令人失望。伏地叩头、涕流满面、断指血书之举未打动清廷的同情心，仅：“俱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十二言即打发了代表们。

    第一次请愿的失败，孙洪伊不仅没有止步，反而“更有血有愤，百折不挠乃复领袖法团继续请愿。”他发誓如请愿不成就倒死在城门之下。为了扩大请愿规模，请愿代表向全国发布了“全国请愿代表同人奉上谕通知书”，呼吁各省绅商、团体组织继续作请愿准备。并发起了请愿同志会，总部设在北京，孙洪伊亲自任领导。同时，由江苏、直隶、广东三省派人到内地、南洋鼓动；在北京设报馆宣传以扩大影响等。接着，孙洪伊又直接领导了第二次请愿，时间是同年6月16日。由于他们的工作，此次规模远大于第一次，有十多个团体参加。但结果却遭到了与前次同样的命运。各省立宪派对政府之态度气愤到极点，纷纷来电要求继续请愿，孙洪伊回电表示：“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就这样两遭棒击的立宪请愿代表凭着仅有的余威，带着渺茫的希冀决心三叩紫禁城。他们打破了以谘议局为限的界线，广泛吸收各界人士和团体代表参加，选出孙洪伊、方还等10人为职员领导第三次请愿。时间定在宣统三年二月。恰逢此时，资政院于9月23日开议，请愿代表又寄希望于资政院。然而，三个多月的争吵，在关于立宪法的问题上投下了“请旨定夺”、“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部（资政院）总裁等所能擅预”两大棒，压灭了请愿代表心中摇曳的火苗。于是，立宪请愿代表临时决定把第三次请愿提前。10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在孙洪伊领导下，选向资政院、监国摄政王载沣上书，再请速开国会。由于受了两次打击，孙洪伊对清廷之顽固不化痛恨到极点，故在第三次请愿书中他“措辞则甚激昂”，略日：“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之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求国会矣”。从其书中他流露出了如政府仍不建国会，他们将有可能以革命之手段来取代请愿之手段。清廷看到自己即将孤立，就在11月4日下诏，宣布将9年预备期缩短为5年。随后即把请愿代表驱逐出京城。1911年5月，清廷抛出了“皇族内阁”，孙洪伊立即反对要求置斥奕勖。与此同时，孙洪伊又积极参与政党组织活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在京成立，孙洪伊和徐佛苏雷奋当选为三人常务干事。宪友会广罗人才，成为当时最大的立宪派政党组织。其章程为：“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从立宪请愿到宪友会成立，孙洪伊的思想和行为都表明他是地道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拥护者，是立宪派中的一员主将。

二、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时期民主共和舞台上的活跃分子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枪声打断了孙洪伊头脑中仅有的一丝对清廷的幻想。他清醒地意识到清廷已没有希望可言，在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面前，孙洪伊开始同情革命，迈出了走向民主革命立场的第一步。在天津孙洪伊与同盟会员王法勤准备起义响应革命，但因直隶位于天子脚下、反动势力强大而未成功。又与革命党人王葆真合谋支援滦州起义也失败。1912年3月，孙洪伊与谢远涵等组织共和统一党，并担任理事长。8月，共和统一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五党团合组民主党，推梁启超为理事长，孙洪伊为理事。1913年孙洪伊又由直隶省当选为众议员。同年4月民主党与共和党并成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孙洪伊为理事。此时，袁世凯企图利用进步党对抗国民党，故拉拢进步党，进步党接受了袁的巨款，愿为袁所用。孙洪伊识透了袁的阴谋，从1913年3月1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害到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借款都表明其准备取缔国民党而走向专制，故孙洪伊愤然率领王湘、王乃昌等20余人退出进步党，加入到国民党队伍中并被举为议员。至此，孙洪伊正式登上民主共和的舞台，思想为之一跃。同年，进步党议员主张先选举大总统而后议定宪法，孙洪伊投反对票。袁就任大总统后立刻解散国民党，取消两院中国民党议员，孙洪伊被迫逃沪入法租界。1915年8月，袁氏授意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准备复帝制，孙洪伊立即致书杨度：“勿效乃祖杨雄美新，袁氏非可共安乐之人”，劝杨不要替袁世凯效力。10月29日，孙洪伊致电袁世凯要其放弃帝制，12月又发表了《孙洪伊泣告北方同乡父老兄弟书》，历数袁氏的凶、毒、专，发誓“宁为四万万人死而荣，不为一姓一家生而辱，激励同胞，申训国贼，…一警将侄皇帝孙皇帝驱除于城外，而为四万万同胞还自由之神，……此则洪伊粉身碎骨所不辞，赴火蹈刃所不避也”。正值孙洪伊声讨袁氏复辟之时，传来了云南将军蔡锷起兵反袁的电讯，孙洪伊即刻响应并告劝将军冯璋拥护共和劝袁退位。在至冯函中说：“袁氏，穷力竭，决不能收拾已去之人心，退位之说只有时日问题，万无挽回之望”，“望公速决大计，克期宣布，以张挞伐”。与此同时又利用亲戚关系劝导在前线的曹锟倒戈，配合护国军，其日：“袁氏背叛民国，薄海同愤，内则众叛亲离，外则五国干涉…袁必败。贵军为国民所豢养，岂能为奸雄牺牲”。曹锟起而劝袁退位孙洪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孙洪伊由君主立宪的拥护者转变为民主共和的坚决保卫者，反袁复辟，积极参与援助护国战争，可谓之思想上的一个质的飞跃。革命前，他虽然主观上要求立宪，但是，他以谘议局为舞台，以请愿为手段，对清政府的揭露和责备，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清政府，客观上对革命起到了宣传作用。辛亥革命后，他跨入民主共和的行列，积极参与护国运动，这些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