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石庵与《大汉报》(3)

　　在创刊号上，除了这篇檄文外，还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新闻”和“专电”：如“黄州巡防营独立”、“荆沙宜昌的驻军宣告独立并向武汉赴援”、“湖南革命军起义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等等。当然，这些“新闻”和“专电”也都是胡石庵虚构的“杰作”，但看的人都信以为真，热烈争购，使创刊号的三万份报纸，顿时被抢购一空！

　　有趣的是，第二天胡石庵就收到一位革命党人假托“大总统孙文”的名义，写的一篇《告全国同胞书》的来稿。胡石庵心里明白：孙中山此时根本不在国内，也还未经民选什么“大总统”，但他认为这篇文告文情并茂，有号召力，就全文照登了。这是胡石庵又一次“胆大妄为”！这种作法，说明胡庵的办报方针深受资产阶级不求真实，追求耸人听闻的思想影响。但在当时，对稳定大局、安定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作用。后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大悲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了胡石庵，才使《大汉报》真正成为一份名正言顺的革命机关报了。

　　爱憎分明 文如其人

　　胡石庵爱憎分明，思路敏捷，文笔锋利，深切感人。他在《大汉报》上发表的不少诗文，都赢得了读者的敬佩和欢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如写的一首哀悼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的七绝：

　　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

　　这首诗哀惋沉痛，催人泪下。当它在《大汉报》上发表后，激起广大读者感情上的共鸣。

　　在《大汉报》上，胡石庵不但经常自己撰写诗文，或颂扬革命，或鞭挞敌人，或唤起民众，都是立场坚定，爱憎鲜明。他还在报上发表了不少别人的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如黎元洪赴京时，《大汉报》上就发表了老报人蔡寄鸥写的一首五言古体长诗。这首诗在当时影响很大，而此后却不多见，故知者甚少，颇为珍贵，兹赘录如下：

　　我本楚狂人，狂歌声欲嘶。学为泽畔吟，放浪武昌矾。俯仰叹今古，楚人其殆而。

　　昆季不相亲，安望相扶持？昔日有伍员，去国泪如丝。中途遇良友，把酒哀别离。

　　复楚与存楚，意见竟分歧。昔有屈大夫，秉笔作骚词。忠也而获谤，信也而见疑。

　　至今汨罗水，呜咽不胜悲！昔日有陈胜，揭竿举义旗。其徒曰吴广，患难本相依。

　　胡为功未成，背道各分驰。三户可亡秦，独立宁能支？昔日有项羽，拔山山可移。

　　子弟八千人，临去不相随。可怜垓下死，只有一虞姬。四面皆楚歌，英雄泪满衣。

　　昔有陈友谅，相从徐寿辉。起义天目山，勋望何巍巍。胡为君与臣，自已相诛夷。

　　不及牧牛郎，犹解创国基。上下数千年，吾楚忒颠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谁欤在武昌，平地一声雷！大哉黎宋卿，帐前多健儿。拔剑不相下，天颜讵敢违？

　　功狗既当烹，功人安可为？瞻望鹗鹉洲，芳草何萋萋。瞻望黄鹤楼，笛声何凄其！

　　古人不可见，神仙不可跻。万骨皆枯槁，荒凉六大堆。一将功已成，掉头去不归。

　　哀哉我楚人，犹自醉如泥。沫猴不可冠，井蛙不可窥。拔剑仰天啸，作此楚狂诗！

　　这首三百六十字的长诗，用比兴手法，将上下千年有关三楚人物典故，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来，或歌颂其英雄行为，或总结其失败教训，既是对黎元洪的期望，也是对当时革命者的劝告，婆心苦口，用意拳拳。其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发人深省，感人至深，因此被传诵一时。

　　宣传革命 影响深远

　　胡石庵和他所办的《大汉报》为旧民主主义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当时革命阵营中普遍公认的，就连黎元洪和袁世凯也不能不承认。甚至当时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都要以《大汉报》的消息为依据。从下面摘引的当时群众的反映及首义参加者的回忆中，便可见其一斑。

　　朱峙三（继昌）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见闻录第二》中说：“《大汉报》为胡石庵独资所办，敢发直言伟论。”李春萱（作栋）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说：“《大汉报》是胡石庵创办的革命报纸，它尽量刊载革命胜利消息和人民群拥护革命的情形，总是供不应求。交通要道贴有《大汉报》的地方，挤满了看报的人群。”胡贽（茂之）在《辛亥史话》中更描写道：“辛亥革命时期，《大汉报》销行最广，鼓吹之力独多。当时革命军尝云‘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其推重有如此者。”当时武汉街头有童言说：“《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又说：“《大汉报》，胆真大，人人怕，它不怕”。甚至当时武汉街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笑话：“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这虽是一句笑话，但不难看出当时《大汉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程度。

　　在国外，《大汉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当时刊载那篇冒名大总统孙文告全国同胞书的报纸一传到伦敦，英国人士就都认为这篇文告是孙中山先生预拟的，而大总统的名义也是人民预选的。还有不少人高兴地去向正滞留在英国的孙中山先生祝贺哩！

　　总之，胡石庵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报人，思想上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他使《大汉报》在辛亥首义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是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有一个署名“觐”的人在胡石庵的像赞中写道：“现革命身，说革命事，为革命家，著革命记。”他逝世后，其挚友国民党元老居正，为他所题的赞语中也说：“公之别号，名可补天；公之才学，大笔如椽！”这些都可说是对他战斗一生十分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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