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挥之不去的首义情结 [投稿]
辛亥革命网 2011-09-23 00:00 来源：《世纪行》2011年第五期 作者：裴高才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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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清明，樱花绽放的武汉大学校园，游人如织。可是，校园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一位精神矍铄的古稀学者，却无心欣赏美景。而是在一间被群书包围的简陋办公室里，敲击着键盘……他就是刚刚推出百年巨献、主创《辛亥首义史》的著名史学家、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
幼年情结
久闻冯先生盛名，却一直缘悭一面。是多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笔者才有幸识荆。我们同桌就餐时，笔者拱手递 过一张名片请先生赐教，因他未带名片，就亲笔给我写下其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为创作辛亥人物传，经常以不同方式向先生请益，他总是和风细雨，诲人不倦，笔者如坐春风。有一次，他用感性的语言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还是去古未远的历史事变，许多人与事似乎并不遥远，甚至伸手可及。”
是的。冯先生生于斯、学于斯、传道授业于斯，而且打响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的“首义之区”，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永远的定格。
幼年时，他常常亲昵地称之为“谢家家”的一位老邻居，曾是首义都督黎元洪府上的帮佣。谢氏给他讲述的一个细节，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黎府后厨，凡炸了鱼肉或豆制品的油，是决不留用的，一概倒掉……他深感“当时年幼无知，没有从谢家家那里打听黎府较有史料价值的人与事。今日从口述史学而论，那真是惜乎不可再的遗憾”！
在冯家老宅前有一条狭窄的小巷，正对面有两幢不起眼的房屋，左边的户主，就是他尊称的“李太太”——中共创始之一李汉俊的夫人陈静珠。陈氏的姐夫万声扬，曾主持过“花园山聚会”革命组织，历任湖北军政府文书局长与汉口市长。1923年春，武昌高师教授李汉俊的发妻早逝，留下了年幼的子女无人照顾。万氏便当起了月老，玉成姨妹陈静珠与李汉俊的姻缘。而李的兄长李书城，曾参加筹组同盟会，辛亥首义阳夏战争时担任国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
冯家的右舍则是“花园山聚会”的骨干耿伯钊（觐文），其弟耿丹（仲钊），曾以学兵身份参加辛亥首义，后来成为中共的早期党员，于1927年壮烈牺牲。
冯先生接受启蒙的武昌实验小学，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旧址隔湖相望，维新志士唐才常，辛亥风云人物黄兴、刘成禺、曹亚伯、田桐等均从这里走出。念初中时，他每天都要经过蛇山脚下的“黄克强塑像”、蛇山头耸立的奥略楼（时称黄鹤楼），接着穿越曾是清朝藩署的司门口，再通过“惟楚有材”牌楼，方抵达曾为清代贡院的实验中学。它们都是与辛亥首义相关的名胜。在华师一附中念高中，他上学与放学皆行走于彭刘杨路，盘桓于阅马场，留连于湖北军政府旧址、孙中山塑像、黄兴授将纪念碑之间。偶尔去花园山，便有人指着一幢小洋楼说，原先这里叫做孙茂森花园，吴禄贞在这里组织领导了“花园山聚会”。武昌新军暴动最初酝酿于此。
闲暇时，他还去紫阳湖公园，路过湖北省总工会，折进院内，参观两幢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当年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首义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武昌城仅存的中和门（起义门），也是他少时常去的处所，那城门正是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描摹的原型。而城门旁边的楚望台，曾是清末全国最大的军械库之一，也是武昌起义的士兵首先攻占的重要军事设施。
正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人、事、物，在冯天瑜的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学成后，这些“现场感”又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情结，继而成为他创作辛亥首义史的原动力。他如是说：“也许是自幼感同身受，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
冯天瑜（后排左一）在省实验中学1957
忘年之交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冯先生的新著《辛亥首义史》，则凝聚了他30多年的心血，且三易其稿，而其间与贺觉非先生的学术交谊是一关键。
早在1960年代初，青年冯天瑜就读过贺老以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文献述略》等论文，1980年，冯先生开始着手辛亥首义史研究，经冯父老友的引荐，冯天瑜与贺老相逢。从此，他们结为忘年之交。
改革开放初，贺老看了冯在《江汉论坛》上发表的论文——《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后，觉得冯知识全面，功底深厚，颇有见地，不禁感叹道：“吾道不孤矣！”
一句成真。1980年夏秋之交，冯氏受贺老委托北上京城，前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取回贺老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手稿。
在京期间，冯先生结识了近代所王庆成、耿云志、杨天石、王岐山等同仁，相与切磋辛亥革命史诸论题，颇有心得。尤其是近代史所最年轻的研究人员王岐山，热情地陪同冯前往北京诸家资料中心查阅史料，仿佛就在昨天——
每天清晨，王歧山架着自备摩托车，到招待所门前接冯，冯坐在摩托车后座，两人于穿行北京大街小巷之际，纵议天下事。如此数日，不分彼此。多年后，时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的王歧山，与冯天瑜在武汉大学重逢，双方都对那段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经历记忆犹新。
冯将贺的手稿取回后，这对忘年交每当议及诸位辛亥老人的言行风采，时年届古稀的贺老，皆眉飞色舞，如数家珍。1950年代，贺觉非作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受命从事辛亥首义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其时，有六七百名首义志士住在武汉，贺或曾采访，或同场聚会，有的还成为至交好友。冯还多次亲见辛亥后裔到贺处吐诉衷肠，贺本人虽处境不佳，却总是上下联络，竭力抒解其困。冯阅览贺老1950～1960年代的采访记录，这些资料卡片全以收拾废弃的纸质粗劣的本子及灰黑色香烟盒代用，可见当年贺先生之艰困。
1980年代初，冯先生追寻贺老的足迹，采访到硕果仅存的赵师梅（1894—1984）、喻育之（1889—1993）等辛亥老人。赵老曾对冯详述了辛亥首义前制作十八星铁血旗的经过；喻老不仅描述1911年10月11日后，学生军守卫军政府的情形,还以102岁高龄为其题赠条幅“极目楚天”。
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他与多位辛亥后裔保持联系，从中获取素材，领受某种历史现场感。他深切地体认到，这是“史学工作者尤觉欣然的所在”。
1957年的全家福。兄弟5人，冯天瑜（后排左一）最小者
家学渊源
冯先生的历史观念的形成，首先源于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的母亲张秀宜。冯就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回来，他就到母亲主管的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除了熟悉各类精彩的故事之外，还逐渐迷上了人物画。上初中以后，图书馆浩博的藏书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变为成人阅览室常客。他尤其喜欢读各类游记和地理书，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
图书馆的书籍最让他感兴趣的是令人摇情动魄、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中外文学名著。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说唐》等中国古典名著小说，他曾烂熟于心：梁山好汉的绰号和武功特长讲来毫不费力；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我最初的‘历史观念’大概由此获得”。
到了初中二年级，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等文学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们展现的是一个又一个广阔、深邃而又新奇的世界，带来无限遐想。他认为，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但是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颇有益于后来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展开。
如果说母亲是他的图书馆的话，那么其父冯永轩则授予他研究史学的“猎枪”。
冯永轩早年师从于文字学家黄侃（季刚），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生，与王力、高亨、刘盼遂、方壮猷等为同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专攻历史考据学。梁启超的史论、政论，王国维“文献与地下发掘互证”的精密考据学，陈寅恪的中古文化及其民族史研究方法论对他的影响颇深。在名师的指点下，他的毕业论文《匈奴史》，是20世纪较早的匈奴史研究专论，获得佳誉。以后相继在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与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等大学担任史学教授。所著《楚世家会注补正》，纠正了日本学者龙川的《史记楚世家会注》的若干错误。著述《西北史地论丛》，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甘肃、新疆史地和民族史，创见颇多。他性情刚直，后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1960年初，冯天瑜高中毕业前夕，其三哥又被冤为“反革命”而遭逮捕。
父兄的“问题”，让冯天瑜对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无望，当同学们复习备高考之时，他仍然在湖北图书馆，忘情于阅读《高老头》、《复活》与《白痴》之类。大学生物系四年，在学习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大量攻读文史哲类书籍并练习写作，20岁前后在报刊发表散文、杂文多篇。
冯天瑜在五兄弟中排行老幺。父亲冯永轩发现幺儿子热爱文史，连续几个寒暑假，给冯天瑜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父亲手中从来不持片纸，不仅能够逐句吟诵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朱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而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从早到晚，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庭训让冯天瑜由泛泛阅览到逐渐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入室。“父亲潜移默化中还教给了我考据功力。记得少时常听父亲议及清人考据繁密，言必求据，如法官审案，孤证不决，务求旁证、反证；母子证(从同一源头发展来的一连串证据)不及兄弟证(来源并列的若干证据)有价值，等等”。
“文革”期间，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冯天瑜能找到的书只有马列著作和鲁迅文集，偶然有《第三帝国的兴亡》在私下里流传。“鲁迅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剖析，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见解，以及无与伦比的犀利文笔，都于我恩泽久远；马列经典提供了历史辩证法的生动范本，使我开始受到理论思维训练，又对哲学及哲学史发生了兴趣”。
文学提供形象，史学提供事实，哲学昭示规律。喜欢在文史哲知识海洋游泳的冯先生，于1970年代后期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他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长于综合。于是，他正式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自己的专攻对象。从此，跨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史学之门。
冯天瑜在高端对话现场谈“五伦说”
继承创新
考据精神和考证方法是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既以“实录”为治史目标，就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早在清代初期，就把学术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将考据和学问之间划等号。其中乾嘉时期的学人“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冯天瑜。所以，他在创作辛亥史时，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锲而不舍地归纳研究，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冯先生在构思首义史大纲时，在贺稿六章的基础上，扩展到十章，并对原有章节加以改写，增添必要的考证与义理分析。他充分运用其考据功夫，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论的微观问题，逐一爬梳、参校材料，重新考证，方提出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包括与贺老不同的结论：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是承其绪的组织；《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季刚；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10月9日，并非10月8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并非孙中山所称的“熊一枪”，颇受学界的关注。
1982年11月贺老辞世后，冯又结合新近出版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文献及各种手稿史料，对《首义史》进行通盘改写，于1985年初完成《辛亥武昌首义史》，在署名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贺老的名字排在自己前面。此书1985年9月经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举摘取了武汉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时隔十年后，随着两岸解冻，冯先生又发现了一批新史料，再加上自己的深入研究，也颇有斩获。为此，他再次对原稿进行了修订。2006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再版《辛亥武昌首义史》时，仍把贺老列为第一作者。由此可见冯先生的学品与人品。
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书影
百年巨献
在刚刚绣梓的洋洋80万言，700幅珍贵历史图片的《辛亥首义史》（冯天瑜、张笃勤著）中，冯先生首次提出“城市起义”论，并运用“时段”理论和“历史合力”论，解析辛亥首义史。专家们称，这是辛亥史研究百年巨献的突出新成果。
是著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诠释“辛亥首义”，雄辩地证明了武昌首义“偶然”之中的必然性。
一般所说的辛亥革命是指于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革命。把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称为“辛亥首义”。 冯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不但要细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背后“中时段”的社会结构演化。还要考察18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其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启承转合。
他又运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解析辛亥首义成功是多种因素作用、多种力量集合的必然结果。
他在文中谈到，作为武昌起义直接先导的保路风潮，即由立宪派发动，四川谘议局的蒲殿俊、罗纶、张澜等，湖北士绅刘心源、谘议局汤化龙、新军协统黎元洪等，都是保路运动的领袖或赞助者。他们在辛亥首义前的活动就已经进入辛亥首义史的视野。在首义战斗中，黎元洪作壁上观，未对革命进行有效镇压，至少使起义减少了牺牲的代价；首义成功后，黎元洪、汤化龙等走上前台附和革命，对于震慑清廷，号召天下，起到了革命党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赵凤昌等民间贤达，给首义与民国助力，亦不可小视。如赵会同沪上工商巨子、社会名流声援义军，表明“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其后赵又访问上海商会，通知外交使团，洋人绝不能干涉革命军。各国公使最后集体决议，宣布“严守中立”。
进而，冯先生经过叙介湖北革命党人自“花园山聚会”起，在武汉特大城市持续八年成建制地运动军队，使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革命党人，三分之一的同情革命，最终军队暴动一举成功。是故，他将武昌首义诠释为，它是区别于以往起事于农村的农民暴动，是中国精英集中在城市的军队暴力革命。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汉口开埠，湖北人就不可能有与时俱进的开放度；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就没有辛亥首义的人才储备；如果不是湖北革命党人从庚子之役、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文学社与共进会等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武昌首义也不可能一举成功。
激励后昆
“虽学力有限，但勤勉不敢让人。”冯先生虽是学坛巨匠，却始终不渝地勤勉治学。冯先生在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期间，每天第一个进入大楼，最后一个离开。结束访问时，该中心多位职员一字排开，挥手为他送行。同行的朋友说，这里研究学者来来往往，列队送行好像并无先例。
他不仅学而不厌，而且诲人不倦。他一直认为，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因此，他曾告诫我辈，多读点地理书、游记、笔记小说，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之说，使所研究的国度、地区、断代的历史不再是纸面上的教条，而是立体状的生命机体，这样才有可能“知人论世”，如亲临其境体察古事古人。
冯先生早年学生、现为江汉大学教授涂文学回忆，30年前，同学们常去冯先生家请教，有时甚至是三更半夜，多次打搅先生及夫人，但先生毫无责怪之意，总是热情接待。对于我们这些编外弟子讨教，他也总是有问必答。作家方方在《我敬仰的人》中如此描述冯天瑜：“有些学者，自认为学问大，情不自禁流露出一种傲慢……这些都与冯先生的广博、透彻和理性以及永远的谦逊、包容和平静，形成很大反差……我想，真正的大家，应该是冯先生这样的。”
冯先生不仅是文史大家，还擅长白描人物画。他所绘的中国近代历史名人画像，十分传神。
“黄河千重浪，司马万古文。”笔者敬读冯先生新著，掩卷沉思，认为古人之所以将司马迁史诗性的《史记》，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相提并论，是因为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深刻洞悉和准确把握。作为追寻司马迁足迹的冯先生，妙笔著述的辛亥首义史，给读者再现了历史的原生态，必将使读者获得心灵上的砥砺和情感上的呼应。
冯天瑜简介：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曾主持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赴日本讲学多年。先后荣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荆楚社科名家”。也是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得主。多种成果译为英文、日、西班牙、韩文出版。
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札记》、《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辛亥首义史》等。
（原载《世纪行》2011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