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昂：奉中山之命谋炸黄河铁桥(2)

　　陈伯昂将炸药及爆破器材运至河南确山，再运至新乡，与黄河花园、荥泽两渡口船工取得联系，多次实地勘测，准备停当，炸黄河铁桥时机成熟。但因南北议和，行动中止。

　　很多年后，陈淑萍曾问父亲孙中山为啥要派他炸桥？

　　“根据当时形势需要，暴动、破坏、暗杀是最常用的革命手段。至于派我炸桥，因为我在日本学土木工程，懂测量，而炸桥必须测量好距离，计算好炸药用量及安放位置，才能彻底破坏桥梁。”陈伯昂道。

　　1912年春天，他赴日将张钟端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梦梅兆梅接回中国，其中张梦梅曾长期住在他家中，陈伯昂视同己出。

　　反对袁世凯复辟被通缉

　　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指示各省成立分部。陈伯昂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向黄兴领了5000元筹备经费。返回开封后，先在青云街，后在旗纛街，挂牌成立了国民党河南的第一个支部。

　　陈伯昂随即筹办了《开封民立报》，到天津购来一套铅字印刷机，在理事厅街十九号设了编辑部，陈任总编辑，编辑有十一二人，不支薪，仅供伙食及零用。报纸发行最多时达七千份，“乃是宣传宗旨，不以图利。”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种种措施完全是变相帝制作风，《开封民立报》对袁倒行逆施时常予以揭露。袁的表弟、河南督军张镇芳曾派人和陈伯昂谈判，要求其改变立场，威胁说：“大家都是河南人，遇有缓急，自应互相照顾。如过于固执，恐有不利，到时就后悔不及了。”之后还送去500元“津贴”，被陈伯昂拒绝。这就埋下祸根。

　　后来张镇芳用武力封禁报社，财产全被没收，并捕去编辑主任罗蜚声、会计邢拱宸、记者刘授青、住客姚黄、工友张占鳌，皆被枪杀。陈伯昂也被迫离开开封。

　　之后，陈伯昂当挑夫，卖水果，东躲西藏三年多，没过一天安生日子。在汉口时，不慎被特务发现，陈伯昂逃走，但他的前妻和女儿被带走，特务们把母女俩扔进了长江。

　　家里只剩下年仅三岁的长子陈晓昆，幸亏刘积学和吕烈培、刘庄甫及时赶到，将其接走。

　　陈伯昂家破人亡。为安全，他常住郊外，乱坟岗里过夜。他说：“我只怕人，不怕鬼，只怕被人发现，因为我是被袁世凯通缉的‘犯人’。为了不被人发现，白天我净往人多的地方去。戏园子里人多，所以我白天就往戏园子里钻，买根站签在人堆里一站，就是有了情况也容易脱身。有一天正站着听程砚秋唱的《生死恨》，忽然发现附近有一个人在注意我。我没等他靠近，就主动上前向他借火抽烟。点着烟后我用火头戳了他一下，乘他只顾甩手之机迅速逃离，又躲过去了一道坎儿。我唱京戏，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站签听戏时学的。”

　　陈伯昂京戏应该唱得不错。多年后的抗战期间，陈伯昂住在内乡县马山口秦家寨，还曾教豫剧皇后陈素真唱京戏。陈素真回忆录《情系舞台》中曾有记述。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帝制成熟。陈伯昂在《河南省文史资料》中讲述：“我由张绍曾介绍到北京参谋本部任调查员，在北京旗坛寺大街接眷居住。又曾做过一件冒险的事情：以我之住宅为机关，同袁仲德、赵铸鼐合谋炸袁世凯。即新华门埋炸弹案。事泄，袁仲德被捕，他自己承认，我幸未累及，这又是一次死里逃生。”

　　这件事是陈袁赵三人合谋，拟于袁世凯郊天祀庙日，将其炸死在新华门下。袁仲德系袁世凯亲信袁绍明次子，袁绍明为袁世凯掌管财政，袁仲德因此能自由出入新华门，就由他负责埋设炸弹。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病死。陈伯昂的通缉令随之取消。

　　之后，他在北京测量局任审查，兼北京高等测量学校教官。

　　1917年，陈伯昂任保定军官学校地形教官，兼教筑城、交通课程。

　　1925年，国民第二军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委任陈伯昂担任河南测量局长，兼河南省汽车路筹备处处长。此时的陈伯昂，意气风发，希望能够大展宏图。随后，因胡景翼病逝，陈伯昂离开，到汉口经商。

　　1937年，陈伯昂担任河南省测量局局长，领导实测并绘制河南全省1：50000地图，共442幅。

　　1946年，陈伯昂在邓县办了一个中原曲艺学校，挑选邓县、新野县救济院的几十名男女儿童学戏。他亲自讲课，教唱腔和身段。1948年，中原曲艺学校结束，陈伯昂全家移居上海。

　　开封解放后，经刘积学等人的动员、催促，陈伯昂回开封定居。之后在四明营造厂（今河南省四建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和测量等工作。1964年7月16日，陈伯昂过世，享年84岁。

　　迟暮之年被批斗致死

　　陈伯昂长子陈晓昆，为纪念遇难的母亲，后改名陈孝昆。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长期服务于教育界。“大哥早逝，子女都是各行业专家，都是中共党员。”陈伯昂之女陈淑萍道。

　　陈伯昂后来娶了上海人黄毓梅，生育了四个孩子。“大哥当小学教师，已病逝。大姐是技工也过世了。我是老三，1949年7月，父亲把我托付给开封慈惠医院（今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郑芳洲学医。我的丈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我的妹妹高中毕业后去了湖南，后来在新疆落户，是高工。”陈淑萍道。

　　对于父亲，陈淑萍感慨地说：“跟着这个革命的父亲，没沾一点光，净遭罪了，‘文化大革命’时抄家抄了三次，家里人脖子上都挂着大牌子游街。哥哥在小学教学被开除公职，我在医院年年是先进，也被开除回家。”

　　陈淑萍十分悲伤地说道：“父亲最后其实是被斗死的。80多岁的老人，病在床上起不来。从床上硬拉起来，在院里斗，一天斗好几回。斗死后，家里人也不敢声张，偷偷拉到西郊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