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痛惜割让胶州湾

　　胶州湾被德人侵占后，国人一片痛惜声。许景澄的同僚袁昶曾做《腊月二十六日独游燕子矶》诗云：“群山奔凑观音门，小市鱼虾别有村。却恨朐东门割弃，怆携远镜望中邍。”自注：“闻允割胶州湾百里，予德意志人屯兵舰。北洋门户六重，榆关、大沽、旅顺、芝罘、威海，当以胶州湾为第一避风不冰之佳海口。曩曾劼侯（曾纪泽称）、朱鼎父（朱一新称）皆密疏诤之，以为筑船坞炮台于旅顺之黄金山、白玉山，地浅陋易受敌攻，不如胶湾宽敞重阻，形势便利。予亦力赞其议。倭衅既起，前言遂验。今如失此天险，何哉？”其忧民爱国思想可见。其子袁荣叜继承父志，抱怀爱国之情，于1928年纂修《胶澳志》，对胶州湾的最初设防，与德日两个帝国主义侵占始末记述甚详，颇俱资治功用。

　　袁昶（1846—1900）浙江桐庐人。原名振蟾，字爽秋，号重黎、于湖，别号渐西村人，还有磢秋、樨符、樨岩、硖秋、芳郭钝叟等称。官称袁太常，谥号忠节。室名有沤巢、水明楼、佩弦斋、安般簃、渐西村舍等称。生于道光26年9月27日，先祖中有多人为学者，所著大多在战乱中被毁，父袁世纪，清廷追赐云骑尉世职。关于袁氏在松江置产事，据上海人杜诗庭撰写的《华娄人物志续稿》说：“袁昶博通今古，有诗名。早岁肆业上海龙门书院，与郡人士稔，因买宅郡西郊，子孙世居焉……”解放后，昶之后裔尚居此宅。袁昶1866年入杭州诂经精舍，一年后中举，同治十三年（1874）捐内阁中书，光绪二年（1876）成进士，授户部主事，需待补缺，便离京赴宁，稽留南京“惜阴书院”，为山长薛时雨的帮办。后调直隶，未几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清末外交官。1883—1894年，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本对外交事务有兴趣，趁此钻研中外关系知识。1885年春曾随吏部尚书锡珍等，至天津参加中法《天津条约》的谈判，充任使团秘书。其间兼任户部员外郎，1892年会试中18名同考官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朝廷迁袁昶为陕西按察使，未到任，擢江宁布政使，1898年9月，授直隶布政使，又于到任前赏三品衔，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次年4月，为光禄寺卿，7月改充太常寺卿。但仍在总理衙门供职。因是年春，“胶州湾租借于德意志；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于俄罗斯”事起，光绪帝下诏求言。故袁昶在被调入京前就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向朝廷条陈了时政二万言书。详论世界列强之形势及中国之积弱。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水师覆没，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袁昶悲痛万分，曾作《哀威海卫》、《哀旅顺》、《近事书愤和友人作》和《马关四首》及《腊月二十六日独游燕子矶》等诗作，字里行间充满爱国反帝之情。中国被迫租让领土给西方各列强即为标志，正是中国的多事危急之秋，清廷令各省督抚与地方官员，进呈方略，袁昶通过安徽巡抚上书清廷。他在上书里强调危险来自外国的侵略，也来自内部腐败，诸如官吏贪污、追求奢侈生活等，并认为来自内部的危险更严重。他分析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意图，得出结论说：德、法两国非中国之直接威胁；英国在他看来最感兴趣于商业，无领土欲望，中国如联英一商借英款，则于中国有利；中日因是近邻，并使用同样文字，他认为处理对日关系，立足于尊重和信誉是明智的，不过他指出：“日言甘而寡信”；他虽然认为美国态度友好且愿助人，但指出美国兵少，又远离重国，故不可恃；他在一段长长的论证中，根据大量史实作出结论：俄国仍是中国最大的直接威胁者，就如同它在侵略中国的蒙古、新疆和满洲时所表现的那样。最后他提出多项建议，有关改革者，如改革官制，选拔德才兼备者充任最高级职务；节约公共开支；通过官办企业增加政府税收。特别是关于鼓励旗人自谋生计、改进外交工作、扩大屯垦计划、实施税则、禁止金银和货币出口等等，还提出练兵、理财、开矿、洋务以及兴学校等建议，引起光绪帝的注意，都由上谕下达各省，由巡抚采纳实施。1899年5月清廷令大员献计增加税收以增强国防，袁乘此机会条陈整顿厘金六事：（1）任命正直的抽厘官员以堵住长期以来的贪污之风；（2）设奖惩制度，促进办事效率；（3）时时调整厘金，以适应货物之生产与流通；（4）向朝廷详报地方一切厘金开支情况；（5）恢复对行将出口之土货抽税旧制，以免逃税，因外商要求此类土货免厘，而以缴纳以百分之二点五的税来代替厘金；（6）建立严格的惩罚制度以约束贪心的税吏和税警。总之，认为厘金病商，实为病民，反对增加厘税。特别向光绪帝提出：“德突据胶湾，其祸急而小；俄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蒙、哈四十八部深析入异域，其祸纡而大。宜及今预练劲旅，痛革吉、奉华靡风习。自顷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守议。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将，故人才盛，国势强。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诸臣救过之不暇，于是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金田洪、杨之乱，其始一小民耳，扰穷全国之力仅而克之，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夫，敌国外患，为殷忧启圣之资。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则理财、练兵、防海、交邻之策，可次策就理。”光绪帝读了袁昶这份“二万言时政条陈”深为感动，亲书纲要于册，于六月二十日，发出谕旨：“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切实妥速议奏，钦此！”接着又就袁昶条陈中的“请清权理财务之名实”、“请加重川盐盐课”、“请清理屯田实在数目”、“请清查官轮兵轮稽税杜漏”等事，分别下了四道诏书。或责成军机大臣“即行会议，妥定章程，迅速复议”。或要有关部院“认真详筹妥议，请照办理，毋再延缓。”或询问催促督抚“现在筹办情况如何，着限一个月内，详细复奏，毋得延缓”。尤其是第二道诏书，更是明确强调：对袁昶的条陈应“斟情施行，务期确有实效。不得徒托空言，用副朕裕国阜民之意”。四道诏书，每道末尾皆有“此谕令知之，钦此！”字样，足见光绪帝对袁昶“时政二方言书”的高度关注。因此朝廷亦多有采纳。

　　袁昶为官从政有远见卓识，政绩斐然，在文坛也颇有造就，尤其是他为诗更是独树一帜，与嘉兴沈增植同为晚清浙江诗派的代表。诗坛盟主金天羽说：“袁昶能从山谷溯太白，而得蒙庄之神。凡艺事有独至，标论卓任，良不可及。”在他的诗作中，好多是反映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和世界风云，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精神。特别是对满清政府腐败，起内讧蠹国家梁柱，以致无力抗御外来侵略，更是愤恨。光绪二十一年，他得知威海失陷，立即写了一首《哀威海卫》诗：“我军左威右镏岛，形胜天然鬼工造。增台巨奅震九地，火弩水雷环百道。堡坞却作偃月形，杀气飞鸟不敢停，如何黑云压朝垒，壮士夕化虫沙井。呜呼内讧梁柱蠹，亿万金钱铸此错。几时鞭石驾鼍梁，义旗东指王师渡。”借此痛斥起内讧导致威海失陷那些大臣。

　　徐世昌《清诗汇诗话》云：“忠节久在译署，周知四国，庚子之变，以不附和权贵，直言触忌，仓猝被祸，中外嗟惜，平生博极群书，出入仙释。其诗意新味古，兀傲自喜，殆如其人。”多为感时之作。如长诗《地震诗》，“不仅写维扬地震事，兼亦隐刺时政”。有关甲午战争的诗有《哀旅顺》、《哀威海卫》、《闻金州陷》、《近事书愤和友人作》、《重有感》、《怀致仕黄通政丈》《马关四首》等，反映俄国侵华的诗有《书事》、《漫写三绝句》等，在《庚子日记》里录有《咏史》诗，反映自己对时局的主张。《清野史大观》载：“袁被害时，峨冠博带，跪菜市口，笑谓行刑者曰，且慢，待我吟完一首诗。遂朗吟：‘爽秋居士老维摩，做尽人间好事多。正统已添新岁月，大清重整旧山河。功过吕望扶周室，德迈张良散楚歌。顾我于今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呵呵二字未及说完，而刃已及颈矣。”

　　其子袁荣叜，字道冲，民国时，曾任第一届国会议员、教育部参议。并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山东教育厅厅长等职。1928年应聘，纂修青岛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胶澳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略云：“胶澳本属昔之胶州、即墨之一部，自中外通商以来，因其地理冲要，疆域分析，仅三十年，因德人租之于先，日本占之于后，乃于其地辟为商埠。胶澳既为特区，则修志即不容缓，乃聘袁荣叜专司编纂。所集图书不下百种，四月而书成。计分十二门，五十二目。凡疆域建置之沿革，政制文物之变迁，皆略具梗概。是志因时代变易，所增门类甚多，不泥旧志体例，殊具特识，其考据往昔，记述近事，均极详明，盖新志中之模范也。”平价甚高。是志之独到之处，在于详载《德人租借始末》与《日本占据始末》两节。尤以所载《中国收回始末》，更令人感叹不已，足见经过全国人民团结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实是不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突出史鉴功用。所载人们的反帝抗德爱国事迹尤为突出。开先为抗德才义士宫中栶立传，赞誉之诗文甚众。此外，尚有高密乡民、沂州民教、即墨民军等的抗德斗争。这既记述了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侵华史，同时载录了中华儿女的反帝爱国斗争史。是志所反映的青岛历史，可说是我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袁荣叜所修志书，如果其父地下有知，足慰其遗愿！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