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先父焦子靜为辛亥革命筹建三大据点

        清朝中期后，政治腐败黑暗，外交丧权辱国，有志之士，莫不以国事为忧，屡次倡导革命，前赴后继，然均难臻功效！革命党人经过实践才逐歩认识到，要彻底取得革命成效，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统治不可。故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就必须有组织、有目的地建立据点，进行革命活动，才能奏效。同时，也更进一歩地认识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革命活动，就必须采取秘密掩护的战略方针，再按发展情况及各据点的特殊作用，配合具体的战术措施，然后进行。而“秘密” 则是斗争的核心。“秘密”又是积聚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的源泉，待条件成熟后，方可以迅速地获得胜利。

        1905年冬，同盟会员井勿幕自日本回陕。次年春，在三原北极宫某宅召开同盟会后，不久就离开陕西，再去日本。当时，把陕西的工作，交由素孚重望的基本会员李仲特、焦子静担负。他俩接受任务后，随即召集先进人士张拜云、张东白、吴宝珊、任师竹等人商议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经过反复酝酿，决定：要内外结合，不能局限于一隅，并明确分工： 井负责外地沟通组织工作，李、焦负责省内工作，内外建立联系，互通讯息，相互支援。并以《夏声》杂志为联系枢纽，采购外地进步书刊，以便在省内开展革命思想的传播。先父经常与李协商，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建立了驿传房、公益书局、健本学校三大据点。并按他们各自特点，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协调进行，胜利地完成了革命任务，现在分述于下：

一  驿传房

        记得1945年先父子静逝世后，张伯英（张钫）先生在悼词的首句说：“昔年会员承掩护” ；窦荫三先生说：“焦先生受同盟会之命，以驿传房的合法身份，秘密地担负起刺探满清政府公事内幕、掩护会员活动之责”。这一高度评价，是因为陕西在辛亥革命前，没有一个党人被逮捕、杀害，所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利用上、中、下层人际关系

        先父焦子静和清廷陕西巡抚端方有师生情谊，因而得到端方的特别器重。故省城上层官员争与相交，先父亦乐与周旋并建立了私人特殊关系，这样才便于不露声色的刺探清廷镇压革命的情报。清官员多有不谙政情、法规者，全靠中层属吏办理，他们仅拱手而已。于是一切事务，皆操之于吏员之手。且富平籍吏员遍布陕西各个衙门，如按察司的焦子静、雷禹门，市政司的杨介石、邵伯瑞、纪朗亭、田彬臣，蒲城县户房的师子敬等。同盟会都吸收这些人为会员，作为革命基本力量，进行活动，以便掌握各衙门动态。下层衙役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善于团结他们互通声息，为革命出力，这样就利用了各阶层的人际关系。其中在毛思诚参议的口里，先父就探悉到巡抚钱能训在召集的各司、道和军事参议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和镇压革命的具体措施，先父获知后立即告知了会党两方主要负责人，于是便紧急协商、拟定了相应的对策。又因得到衙役班头王茂亭的通风报信，先父就将靖边县的革命志士郑思诚隐藏在驿传房内，使郑免罹法網。

        （二）利用衙门公开招牌和人员的合法身份

        按察使署的驿传房，系清廷公文传递机构，与各地衙门和各界人士均有频繁往来，联系面广，消息灵通，社会动态清楚。先父时任该房经丞，因得与各方联络，掩护了各地革命者们的秘密活动。如四川的谢特，山西的李岐山、张石生、兰芳五、郭质生、景敬之，直隶（即今河北省）的郭瑞甫、刘谷峰，山东的刘冠山，以及本省外县的革命党人纪时若、师子敬、樊灵山等，他们都受到了先父的掩护，他们来省后都是在驿传房公开住宿，秘密活动。另一方面，本省同盟会重大的革命活动，多在驿传房会商，如同盟会与保皇党的尖锐矛盾，就是经过在该房对《革命与立宪论之激战》一书多次进行学习讨论后，才否定了康、梁保皇思想，提高了革命觉悟，统一了行动，为首先响应武昌起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三）拆阅重要公文，刺探真情

        驿传房为专任传递上、下军情公文之责，各种公文均有标记，如；系有红线者，即杀人公文。为了避免同志受害，先父特别注意这类公文，凡接到上述公文后，即用热毛巾或热馍底将马封融化湿软，拆阅获悉后，又照原样固封并将此公文暂时扣押，暗中设法告知被害者逃避，才免遭毒手。清末，于右任先生，因反慈禧太后，北京来文指示予以法办。是时，适逢于在开封会试，先父知此情后，即秘密通知立即逃避，就是用上述办法营救的。又有一次同时接到处斩蒲城、榆林两地党人的两份公文，先父就以调换方式将原件退回北京，北京更正的公文尚未下达，辛亥革命就已爆发，从而营救了两人生命（忘记姓名）。

        （四）在经济上支援革命

        驿传房的收入较丰，按常规说，先父在城市里可以广置房产，在乡村里可以广置田地。可是要搞革命，处处却需要经费，如同志们的食宿费和活动费，非钱是无法解决的。先父为国为民心切，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将驿传房每年所有收入，完全供应革命同志们所需，毫不吝惜。更想出许多办法如创办了公益书局和健本学堂，来进行革命活动。所有革命同志们，恪守会规，善做保密工作，始终没有暴露出痕迹，也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和怀疑。正如马彦翀，师子敬在《焦子静的革命活动》一文中指出：满清政府始终摸不清驿传房底细，因而驿传房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对革命作用也更大。《陕西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同盟会初期活动》一书中就指出：“驿传房对陕西辛亥革命的开展起了重大作用”
，这是一句正确的评价。

二  公益书局

        （一）设立书局的动机：

        焦子静和张拜云开设这个书局，主要是为了掩护驿传房据点不致暴露目标，更为了革命形势向纵深和横向扩大发展的需要。

        （二）、保密的具体措施：

        １、利用清廷“废科举，兴学堂” 这一新政旳面世机会，并结合《公益书局》的商业性质，巧妙用来掩护革命活动。当时清政府为了延续其统治生命，进行垂死挣扎，开始颁布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废科举、兴学堂”为幌子，来欺骗舆论、缓和群众的反清运动。对此，先父就采取了表里灵活的策略，表面上是应宪政之要求，从外埠运回官方所允许的有关新文化的读物，以及与康、梁所提倡的君主立宪政体有关的书刋。如《饮冰室文集》等等，使书局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地方，成为省城传播新文化的主要场所。实际上在进货时，将《民报》书皮改装成为《心理学教科书》书皮才运回，让同志们对其內容进行反复学习、讨论，从而否定了康、梁保皇观点，建立了革命思想。这样，当局还以为书局是专做生意的，表面上看起来来往的人虽然多些，但也不会怀疑有其他活动。因此还方便了掩护外省、外县同盟会员和进歩人士的在此居住；省城的会员、土绅也常到此聚会；因而《公益书局》成了同盟会员和士绅联络感情和交換意见的地方，实际上也形成了领导陕西辛亥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的所在之地。

        ２、运用合法身份及崇高的声誉来掩护活动。在旧社会，要想设立一个单纯性的营业商店，沒有财、势结合的力量，是很难达到目的的，何况《公益书局》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商店。先父为了排除阻力，就利用其是当时清政府陕西省按察使驿传房经丞的身份，及张拜云是陕西有名的文人，而经理刘俊生在当时是有声望的商人，三者共同结合形成领导层，这样的安排，都是为了易于活动之故。

        ３、几次改换店名和迁移地址掩护革命活动。公益书局开始设在南院门一座三间的铺户，但因房地窄狹，接待同志不便。先父遂另租了竹笆市一所地址宽大，房屋较多的街房，由师子敬周密安排，热情接待来临的同志。但当房主知闻书局是秘密革命场所后，便藉口自用收回。为此，先父便在南院门自置了一座三间门面房并带一个后院的大房子，把印字馆设在后面，公益书局先改名为含璋书局，后又改名为酉山书局，而这些都是为了适应革命活动需要掩护和避免官方注意而采取的灵活措施。

        ４、另增设秘密据点，保护公益书局安全。公益书局对外公开营业，往来人杂，为了预防意外，便委讬杨介石将所有重要文件，秘密藏于菊花园苏果哉开设的书铺內，书局内只留一件渉嫌书籍和文件，以免疏忽败露。

        （三）购置印刷机器，翻印各种刋物，为革命开拓经费来源：

        在当时的政治暴力压迫下，搞秘密革命活动特别需要经费，而经费来源是非常困难的，而这是要按形势发展情况，循着曲折道路，采取具体、妥当的措施解决经费问题的。为了保密，先父不敢公开向各地富绅豪商募集，起初依靠驿传房供应和同志集资的办法予以解决。嗣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经费量也随之而增大，依靠上述办法实难适应。于是从上海以贩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公开出版的课本为名，把《民报》书皮改作《心理学教科书》（因《民报》禁运内地）夹运回来，以经销书报所得利润支持革命活动的费用。不料有一次因计划不周，在上海翻印了《心理学》十几大箱，因数量过多，不便直运书局，就先把书籍运往东关教堂，再由书局分批运到城里。刚运了几箱，就被教堂邵牧师发觉，邵大发雷霆，经多方说情，才把其余书籍全部火化了事，才未出风险。同志们深感我省偏处西北，消息闭塞，所需书刊全依在上海多地购买，进货时装箱简陋，路途遥远，风雨侵蚀，难免损坏。更可怕的是长此以往，风险太大。于是李仲特、焦子静、张拜云、张东白、吴宝珊、师子敬等根据我省与外省实际情况，经反复酝酿，再三研究，在革命大发展和“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下，革命读物、各校课本、新文化进步杂志，销售量必然骤增，形成供不应求之势。为了打破我省讯息闭塞局面，变不利为有利，以代销方式压缩课本数量，主要采购新文化书籍及进步杂志样本，运回翻印，同其他教育用品由书局公开销售。至于革命刊物《心理学》则按人翻印好后，由各地联络员分发各地同志，富平就是由武观石、杨天池联络员负责分发，再由杨介石把秘件隐藏于苏果哉书店。书局只留一本，并派师子敬赴上海购置印刷机器，用再次扩大印刷的办法予以解决。

        （四）资金逐渐充裕，促进了革命迅速发展：

        以前同盟会同志为了筹集活动费用，走了很多艰难曲折的道路，由于坚强的意志才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进而摸索出购置印刷机器，翻印各种书刊的正确办法，才使营业收入骤增，为推动革命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解决了不再受经费问题的困扰，而影响革命活动的难题。

        （五）加强部署是推动陕西辛亥革命的巨大绞轮：

        因同盟总会的革命纲领、陕西同盟分会骨干创办的《夏声》杂志、西安公益书局的据点，由于这三者的紧密结合，才对推动陕西辛亥革命起了宣传和组织的巨大作用。而在以前，陕西各个地区的小集团，小单位的革命组织相当普遍，只因没有共同目标，当然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同盟总会陕西支部成立后，就改变了当时各地各自为政的、封闭式的状态，沟通了同盟总会陕西支部与其他各地区各革命组织的关系，使其密切配合，互通声气，互相支援。同盟会陕西支部以同盟会总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为指导思想，来澄清模糊观念，提高觉悟，统一行动。但宣传纲领的《民报》当时封闭很严，不便公开宣传，解决的办法只有以课本形式把《民报》的封皮改为《心里学教科书》的封皮，同其他课本夹运回来，供同志们秘密学习。并公开销售阻力较小的《夏声》杂志，因它是以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的面貌出现的，其实质则是反旧迎新，推动革命。但这就必须部署一个秘密据点来销售，而公益书局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从此处销售新知识读物，也就自然形成了省城内一个文化中枢点。进而，又成为销售革命刊物和领导陕西辛亥革命的秘密机关。在起义前，会党、新军和各方面人士、外地和省城内的秘密联系或公开来往，公益书局就是主要接待处，一应吃住盘费和其他安置，都是由师子敬料理的。当时在西安的五味十字，竹笆市，南大街牛肉泡馍馆，每天为公益书局记账常在一、二百碗，对一些上层人士又在书局内或竹笆市德胜楼设宴招待。从这里可以看出公益书局联系面的确广泛，其不但团结了广大进步人士，还在为革命出谋定策，为革命效力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凡耀县畜牧场，马栏山、黄龙山勘察铁矿、西岳庙女子小学、联络各地秘密机关，以及祭黄陵的来回费用，都由书局支付。公益书局在经济上不但支援了多种进步事业，并在政治上为支援“蒲案” 、反对西潼铁路由外人兴修、抵制延长油矿由美国开采等方面，公益书局也都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成立了“觉社” ， 为革命组织人员。如马彦翀、王雨村等，借禁烟、放足等事为题，进行宣传讲演活动，揭露民族危机，灌输革命新思想。到了1908年井勿幕第二次由日本归陕时，陕西己经建立了许多工作据点，《公益书局》是其中重要据点之一，它不但是同盟会员与进步人士、会党、新军、刀客聚会的场所，也是一个主要接待处，来往的人比其他据点为多。为了把革命引向深入和发展，井勿幕经常住在公益书局内，就是为了便于联络各方面人士，随时商讨一些问题，遇重大问题，则由主要负责人先在书局召开小型会议，酝酿成熟，取得一致意见后，然后再在省城西关的关帝庙、大雁塔、兴善寺等处轮流举行会议，借以掩人耳目，避免清廷疑忌。1908年冬，在开元寺召开成立陕西同盟分会时，推举李仲特任会长，统一革命活动步调，同时作出决议，联合新军、“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力量，以与全国形势相配合。1907年重阳节前，又召开一次会议，决定在重阳节祭黄陵，表示复兴民族的决心，其实质上就是对清王朝的宣战。1910年农历六月三日在大雁塔召开号称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共图大举的聚会，则代表着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力量的大联合大团结。至于联络“刀客”，井勿幕早在1905年就在蒲城及蒲富交界处对当地“刀客”有所联络。1906年北极宫会议后，焦子静在富平仁里坊李子平家、庄里杨天池家、谢村李香亭家、金城堡武观石家建立了秘密联络据点，作为富平同盟会员联络进步人士及“刀客”的秘密场所，这些“刀客”既具有反抗统治阶级精神，也有抱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根据一九一〇年陕西同盟分会决定在渭北联合“刀客”的决定，先父子静回富平后，曾在武观石家召开过有石象仪、石象坤、胡彦海、刘发明等“刀客”参加的会议，李仲三在朝邑联络“刀客”严孝全、王银喜等，都是引导他们，动员他们由个人侠义行动，走向反清的革命道路。石象仪当场表示：坚决走革命道路。严孝全给李仲三说：“你们将来起义的时候黄河两岸都包给我，我以两干人响应包打先锋”。到了辛亥革命那年春天（一九一一年）国内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同盟会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井勿幕、焦子静商定派胡景翼往耀县、宜君一带与邹子良联系，派李仲三往同州策动严飞龙，派师子敬赴兰州和水梓、邓宝珊等取得联系，以期陕甘合作。派张奚若赴上海购运枪支，派马彦翀，胡鹤汀去日本购运手枪、炸药。公议焦子静、吴宝珊、李仲特、郭希仁留驻省城，相机行事。由于做好了以上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因而迅速的，顺利的响应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在陕西的统治。一九四五年七月先父逝世后，史新三的挽词有“勿幕曾吃公益饭，笠僧本是健本生”之句，高度评价了公益书局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也揭示了井勿幕经常在此据点对各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的事实。以后的各种革命准备工作，多由此策划、发动、指导。张凤翙、张伯英、景梅九、师子敬、杨椒吉等曾说：“公益书局在西北革命史上对革命做出的贡献，绝不是‘书局’二字所能局限。它在历史上是象征着革命，是辛亥革命主要发源地之一。”因此，凡提到辛亥革命时，无不推崇“公益书局”的作用，可见其具有深入人心的远大意义。

三  健本学堂

        古训曰：“凡欲成一事业者，皆以人才为本也” 。先父遵其古训，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从以革命的长期根本宗旨为出发点，“借”富平会馆馆址创建了健本学堂，为辛亥革命培养人才，自一九0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初，长达四年之久，会馆主管人员不但不收分文租金，而且全力支持，并以此引以为荣，这也是富平各界人士支持先父所从事的陕西辛亥革命，从而为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故撰此文公诸于世，以誌其功绩，其目的则在于不至于因历史长流的澎湃浩荡而被泯没。再从健本学堂来说可分三个阶段：（一）辛亥革命前期；（二）民间成立至抗日战争时期；（三）一九四六年复校至一九五二年（西安市教育局接收公办，即现三学街小学）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各个时期中均有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其间。因各个时期社会形势不同，革命任务亦随之而异，现分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前期

        １、校名健本学堂命名的思想渊源

        “健本”两字是根据《易经》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中得来的。其寓意为继承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外族的侵略与压迫。成立“学堂”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表面上为适应当时的新政—“废科举、兴学堂”而兴建的一个教育机构，其实质上是为了掩护革命力量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先父创办健本学堂的宗旨。

        ２、西潼铁路激起陕西人反清风潮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外交屡次失败，割地赔款，纷至沓来，因而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图谋复兴革命风潮遍及全国。陕西革命的兴起，是在陕西官吏于一九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倡修西潼铁路议借外资而由官办引起的。因借外资修路，纯系丧权辱国之举，于是群情哗然，义愤填膺。当时蒲城的张拜云，朝邑的吴宝珊均系清政府在本籍的官员，他们联合地方进步人士上书邮传部，主张由陕西绅商募股兴修，改归商办。清廷不许，只准入商股一半，定为官商合办。此种欺骗伎俩，激起了陕西各阶层志士的爱国热情，认为不推翻满清政府则不能救亡图存。清政府虽握有政治、军事之实权，然终不能遏止历史前进的潮流。

        ３、创办学堂之动机

        当革命潮流澎湃汹涌之际，井勿幕离陕再度日本请示机宜，因而把陕西工作交由负有重望的李仲特、焦子静担负起来。他俩受命后，深感自己能为绵薄，认识到他俩由一个普普通通之人，不但走上革命道路，更受组织之命，担负革命主要责任，这全系组织以“革命知识”培养的结果，因而坚信革命知识是医治愚昧的良药，欲要改变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落后状态，必须从办学入手。为了迅速开展革命运动，也不能只局限于串连至亲厚友的范围内。因此，当时紧要任务是：以“革命知识”培育广大后生为革命干部，这样既能壮大革命力量，又可带领群众共同达到革命的目的。当时同盟会拟从文化运动入手开展活动。但官办学堂一是限制甚严，二是监视严密。师生稍一不慎，将立即遭到开除，甚至触及法網，还要株连亲属。形成师生心怀戒惧，志士空怀激情，英雄无用武之地，学生失求进之门，因此欲从“官办”学堂，培养革命人才颇感困难。先父经过深思熟虑，遂决定自办学堂，以摆脱官方约束，为革命培育有用之才。且持念专一，矢志不二，当即奔走于当时革命同仁张拜云、吴宝珊、张东白、王子端、李仲特、任师竹、常铭卿等十余人之间，征取意见，众议皆同，建校事悉托先父主办。

        ４、专志创办学堂为革命培育干部，当时为了掩护培育革命干部的秘密行动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1）：名为响应当道提倡的“新文化、新知识”运动而办学，以解其疑；

        （2）：学堂为“私立性质”，可以不受官方约束，在人事上有极大地自由、自主权；

        （3）：焦子静以按察使属驿传房经丞的合法身份，偕同陕西大学堂数学专家李仲特与张拜云、吴宝珊等为学堂创办人。聘请王伟斋、王子端、李桐轩、宋元愷担任学堂职务。更运用名流如：屠守仁、狄楼海、邵力子、刘春谷、杜斗垣、毛昌杰等，这些人因和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组成了严密的掩护网；

        （4）：健本学堂西偏院原是富平县武生来省应考的练武场，备有大刀、硬弓箭、锁子石等。健本学生胡景翼、尚武、等购置木枪数十支，存放院内，以此招来新军中思想进步者，有张伯英、钱定三、彭仲翔等，以及哥老会头目张云山、万炳南等都以习武练操为名。来此接头搞革命活动，为以后大雁塔三十六弟兄联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５、解决校址、经费、教习、学生等问题

        （1）：校址，先父焦子静洽借富平会馆为临时校址，得到富平各界进步人士大力支持，缩短了建校过程，节省了建校费用，迅速适时的招生开学；

        （2）：经费来源，采取捐资办学的办法。学堂经费的开支除义务教员外，每年全校所需办公用费和职教员的工资、伙食等项至少需银千两左右，这些费用全由先父负责筹措，并在西大街购置商房三院，东举院巷购置住宅一院，以每月之房租，作为学校经费来源。自学校创办至辛亥革命前夕，从未因经费问题而影响校务进行，深受各界人士的赞许；

        （3）：历届任课教师，都由先父聘请德才兼备，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士担任。如常任的校长、教员中，有王伟斋、王子端、常铭卿、陈会亭、范紫东、李天佐、程孝先、马彦翀等人，兼课教员有宋元愷（向辰）、杨西堂、景梅九、董雨楚等。学生中多招收外县有志青年，不限资格，不拘年龄，这样师生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语言，教师任教益专，学生虚心学习。此外井勿幕、任师竹、李仲特、李桐轩、井崧生、张奚若、严敬斋、邹子良、师子敬和先父子静等人随时到校给学生讲课，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残酷压榨人民的种种事实，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学校不但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讲课场所，同时也成了革命宣传机构与活动中心。例如：井勿幕、吴希真每次由外地活动来省，就住在这个学堂里。靖边的郑思诚和其他革命人士也在学校避过追捕之祸。

        ６、健本学生响应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农历10月22日西安起义，健本学堂学生由于平时受革命思想熏陶灌输，当时参加起义者颇不乏人、接踵而至。如胡景翼起兵耀县激战三水，杨瑞轩炸弹队参战凤翔等等。后陕西军政府指示旅省学生各回本州、县，倡办民团，以防匪患，当时焦援（我的大哥）、刘恢侠回富帮办民团、维护治安。其他学生如焦拯（我的二哥）、黄忠涵、刘振邦、李伯勋、蒋仁山、冯尔革（以后因系共产党员被胡宗南活埋）等，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现仅以其中三个特别突出的学生简介于下：

        胡景翼：辛亥革命兴起，胡起兵耀州激战三水，其后在逐陆反陈、首都革命、欢迎孙中山北上为解决国是等建立了殊勋。并筹集巨资创办“立诚”学校，培养出习仲勋、师继周、邵武轩、张少林、宋文梅等革命人士。

        刘拂奇：富平淡村西刘堡人，曾就读于健本学堂，思想进步，学绩优异，后留学美国，学习水利工程，成为水利专家。解放后，为天津市设计建设自来水公司。逝世后，天津市为他修了纪念馆，以缅怀其功绩。

        王尚德（璋峰）：渭南姚李堡人，为了追求进步，进入健本学堂，又在法政专校，武汉中华大学深造。一九二一年经恽代英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受董必武同志之命，返陕在故乡赤水创办私立“赤水职业”学校（简称“赤职”），在校首先建立共青团组织，接着又成立中共陕西特支。经武汉地区组织关系，直接受党中央领导，他是陕西革命创始人之一。有人问：你为啥不把“赤职”办成“公立”？他说：学校公立，用人权在官方，而私立用人权在我，他招聘革命人士任教，为革命培养人才，和先父为摆脱官方约束而创办健本学堂的精神相符合，是一脉相承的。
“赤职”是在陕西重要的秘密机关之一， “赤职”地处陕东要道，来往各地的革命人士多路经这里。如：刘志丹路过“赤职”赴上海，党的豫陕区委派黄平万、吴华新来陕视察党团工作，也是路过“赤职”再赴西安的。王尚德又曾协助刘志丹举行渭华起义，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英勇就义。

        （二）民国成立后至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二二年（民国元年）学堂迁至举院巷，当时先父子静出任渭北民团使，离开西安，健本学堂经费来源也随之中断，仅赖少数房租及收取学费维持。原任校长王子端因事离职，继任校长为范紫东先生。现从范老年谱，摘抄其中有关“健本学堂”事项，从中可以窥见范老为办学精神，与反动当局摧残学校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学校被迫停办经过情况。该年谱在“文革”时幸有西安文化局的存档而免遭焚毁，系一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将其中有关原文摘录于下：宣统元年，己酉（三十二岁）仍任西安府中学教员兼健本学校国文教员；宣统二年庚戍（三十三岁）是年由焦子静、井勿幕介绍入同盟会从事革命，任乾县高等小学校长；民国元年壬子（三十五岁），是年在举院巷旧址重新组织健本学校，或劝其入政界。先生曰：“陕省现有八都督，各树党羽，若在某处做事，即为某部私人，我不愿为人做私人，故避政界也”。人以是服其有识。民国三年甲寅（三十七岁）是年袁世凯阴谋图帝制，解散省参议会，适值先生办私立“健本学校”经费困难甚至无着，全赖所纳之学费维持现状。然据中央调查本省学务，其报告表内称：陕省小学校，惟私立健本为合格，惜其经费不足，未能扩耳！特由教育部奖给三等金色嘉乐章，通令省垣各小学轮流带领学生来校传习，故一时优秀学生多出此校。民国四年乙卯（三十八岁）是时袁氏猖獗，民国著名者多半流亡。“健本”在清未即为革命机关，在历史上嫌疑尤甚，先生鉴于环境之恶劣，托名下场考知事……因省警察厅长送二子入校肄业，以为内部侦探。将军府又于校门外放二侦探监视一举一动，皆有防闲。然厅长之二子头脑颇新、才亦可造，悉心指授，二生大为倾心。忽一晚至卧榻前，肃立移时，不发，先生疑畏交集，问曰：“汝兄弟有何疑问？”二生曰：“无疑问也，欲有所言耳？”先生曰：“师生之间，无容隐默，言之何妨？”乃曰：“汝弟兄来校胡为者？”二子笑曰：“我实为侦探，先生宁不知乎？”先生佯为不知，曰：“学校中侦探什么？”二生曰：“吾弟兄心服先生，故特吐实情，先生以后再无疑虑，先生何外视我也”。“健本” 为民党根据地，自清末己为人所共知，前吴希真来校，视学校账，知无存款，遂将先生皮袍所卖之银二十五两拿去，有此事乎？先生曰：“有之！”二生曰：“是晚先生一夜未寝，作了一长篇文章，令吴希真带去，是讨袁之儌文乎？”先生曰：“是也！”二生曰：“此事我若报告，则先生身首异处矣！”先生曰：“汝即侦知，何为不报告乎？”二生曰：“老袁叛国背誓，势必不成，民党声罪致讨，词严义正，我等实深赞成，且数月以来，受先生之熏陶，一生受用不尽，宁忍作此伤天背理之事乎？”随将数月报告取出，先生观之曰：“如此报告，保全善类不少”。二生曰：“请先生勿加疑，吾校可保无事”，此后二生与校外密探互相周旋，军府重要消息，先生亦籍以闻知。其时“五育”学校王绍文校长及民党十九人同日被害，终未株连“健本”同仁者职是故耳！然民党同志往来如梭，晚间多在校就寝，其得幸免于祸者，亦是有天幸也。

        民国十五年丙寅（四十九岁）是年“健本”改为初级中学，旧历三月间刘镇华破潼关省城被围，杨虎城与李虎臣合师坚守城中，粮尽饷绝，挨户搜索，大诼驴马，宰杀一空，野草树皮，悉充厨膳，学生未出城者三十余名职教各员及校役十余人家属六、七口统计五十四口悉赖经营维持。八月以后斗栗十余元，至十月二十四日围解，斗栗达二百元尚领不到，幸九月见买油渣三块，每块价仅一元，其后维持生活，全赖此物，而省中多不知其可食且嫌其色黑，买麸食之，但其实麦麸经十几次之研磨，毫无养料矣，先生于实上册报中，拟出油渣成分表，逢人传观，知者始行争购，其后每块油渣价值亦不下三、四十元，盖庚子荒年曾食此物，先生早知其可充饥也，在此浩劫中，每日犹研究《说文解字》。不稍辍，有仓鹅纪事诗三十首以记此事，其末一首云：“嗟余早于饿郎邻，万死还余物外身，不是留侯能辟谷，九千文字作殊诊”。

        范老年谱至此中断，以下系笔者将所知情况补述如下：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宋哲元主陕，正值陕大饥之年，先父子静旅沪与同乡共组赈灾会任主席，向各处筹款、集资买粮若干，由王少猷押运两车，送到潼关，被驻军截扣，消息被《新秦日报》登载，宋哲元深为不满，命令教育厅长黄统借口私立学校不能占用会地，强行收回“健本”借用举院巷的校址，新成立的“健本中学”失去校址被迫解散。范老为了延续“健本”学校生命，不得已借用桃胡巷古庙一所，成立“健本初小”，聘请蒋仲山先生任教，不久又迁至古庙东南角，招聘兴平县穆老先生（忘记名字）为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时遭日机空袭，人心惶惶，儿童退学，学校也随之停办。

        （三）一九四六年复校至一九五二年由西安市教育局接收

        解放前恢复“健本学校”是一件感人最深的大事，创校起自先父，复校是我继承父志，无论创校、复校，实非一人所能胜任，它凝聚着许多革命前辈的心血，是大家共同缔造的结果，辛亥革命前的创校史，陕史已有记载，不必赘述，现将复校情况分三部分记述于后：

        １、复校是在我亲身接受前辈无私的指导下进行的

        “健本学堂”惨遭摧残，范老耿耿于怀，时欲恢复，奈该校原系先父个人全力支持，无董事会组织，范老接办亦系个人，独立支撑，当时先父多年在外返陕后，又患病严重，无力顾及，范老苦于无人商讨，迫不得已乃仍就教于先父商讨，先父凄然回答：“我们事业未成，笠僧又早逝世，日月不催人自老，致误我们为国百年树人的志愿。言至此，不觉潜然泪下……待病好转……再……”（当时我也在场）范老默然。别后不久，先父病故，辛亥革命前辈范紫东、景梅九、王子端、师子敬、杨瑞轩、马彦翀等人缅怀先父艰苦创校精神，并为辛亥革命输送大量人才的功绩，更应使“健本学校”发挥固有的功能，继续为革命培养人才，遂决定进行复校，勉我继承父志具体负责，我欣然从命，于1946年二月某日，在范紫东家成立董事会，到会者有范紫东、景梅九、王子端、马彦翀、杨瑞轩、师子敬、焦天佑，决议如下：

        （1）发扬健本革命校风，广收贫寒子弟入学。

        （2）推焦天佑为董事长兼校长。

        （3）由范紫东、杨瑞轩负责向西安市教育局办理复校备案手续。

        （4）因当时环境情况及经济承受能力，决定先办小学，为以后扩校打好基础。

        （5）原三学街校址，多年来一直为胡宗南保健所占用，要收回实有很大困难。于是先由董事会景梅九、师子敬等向胡据文申请让出校址，继由张凤翙、张钫、李仲三、杨叔吉等十余大老具函催办，再托得力之人向胡谈情，胡碍于情面，始允先腾出一部分校舍，让先开学，其余俟后保健所找我至地方再行全部交出，就这样一直拖到解放胡逃出西安，校址才全部收回。

        （6）一定要聘请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的人士充任教员：于是复学伊始，我念念不忘先辈嘱托之重，先后选聘刘润义、师亚侠、王修贞、焦慰茹（我的四妹）、焦明晔（我的长兄之女）、刘万镒、杨致祜、张倩年、杜世芬、张钫、唐笑婉等担任教师，教育负责学生勤学上进，以便为高级学校输送人才。该校曾因学生成绩优良得到社会广大群众赞扬，学校对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因此学生日益增多。由于学校系属私立，经费时有困难，先后由我家补贴面粉百余袋，我的爱人窦友新给全校师生烧水、做饭、不付取工资，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后，学校照常开学，由于成绩优良，得到市教育局金钱奖励。一九五二年九月全市所有私立学校统由教育局接收，将原私立“健本小学” 改为公办小学（即现在的三学街小学）。为了秉承先父办校遗愿，故对我的长子取名“健本” ，以示缅怀。

        ２、富平人对复校反映出两件事令人振奋

        （1）：健本学校复校消息传至富平后，无论识与不识，均交口称赞。尤其是富平县参议会的老前辈景岩征、杨介石、郭锦屏、王仲意、汝筏荀、仵扶五等同志，除勉励我办好学校外，并以富平人士曾借富平会馆建校，对陕西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富平人更应爱护学校，为国育才。因此在1948年3月，他们曾建议富平教育局每年正式拨出一定款项，作为健本学校基金，嗣因富平临近解放，致此议未能实现，但是老前辈们大力支持健本学校之热枕，令人感念不忘；

        （2）：健本学校一经恢复，对富平青年学生发生强烈反响，使他们认识到富平革命前辈创校的光荣历史，启发他们对前辈们的仰慕之情，引导他们加强学习并阔步走向革命道路。因为解放前就有不少学生听得健本学校之名，来西安后多留住此地，谋求上学或找就职业。如富平师范学生刘乾尔，痛恨受特务王秉翰等人欺骗而被学校开除，来西安求学，我即托高培支老先生安插他到某校，并给以资助。解放后，民大和其他革命学校招生，青年学生纷纷来西安报考，因人地生疏无有住所，遂相互介绍来校投宿，我们一律热情接待，支持其参加革命。记得有范丙言、师亚侠、王琨、刘乾尔、孟子秀、惠文斌等，学校一时成为富平学生的接待站，大专学生曾在学校开了富平旅省同学会，因此也有“富平会馆”之称。

        另外还有不少乾县人士因同乡范老先生曾任学校校长之故，他们都怀着兴奋心情来校访问，极力称赞，并对学校寄以极大希望。范老学生胡某（忘记名字曾辑范老年谱）曾评价说：健本学校是富平、乾县人士的共同光荣，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３、摆脱特务控制，掩护革命青年

        1939年叛徒王富水与我曾在三原中学高中部同班同学，同受安吴青训班领导，担任宣传抗日救亡工作，王富水叛党后，即加入中统特务组织，陕西省党部的中统办公室设在柏树林南段，与健本学堂相距咫尺，一九四六年健本复校后，叛徒王富水企图控制学校。屡次劝诱我加入特务组织，被我婉辞拒绝，接着他又介绍特务分子来校任教，我未敢当面竣拒，只好虚于委婉佯为身诺。每当学校寒暑临放假前数日，市教育局及有关单位，推荐教师函件纷至沓来，我感到无法应付，只有提前回富平家里，直至开学后才返校，因此引起王富水对我大为不满，多方责难。为了缓和气氛，我不得不勉强含笑回答：“老同学息怒！我这个校长实际是个聋子耳朵——样子货。所有教员全是由各董事安插，校董事都是辛亥革命元老，我实不敢违抗，将来教员中，如有自动辞职者，再行补缺。”接着又说出张凤翙、张钫等元老的名字，使他无从置辩，他听后虽然觉得难堪，但却无为之何，只有默之静坐，半响不言。为了防止他背后给我穿小鞋，我接着又说：“你我知交，你的话我全记在心中，只要稍有机会。”他也只好借着台阶下台，连声说：“好！好！就照你说的办。”从此我们再未提及此事，我更以先父子静的社会关系在中统机关营救出地下党员李百荣、冯登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