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李载煦-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祖父李载煦，曾留学日本，是辛亥革命党人（《孝感名人集录》第一辑及《孝感文史资料》第三辑均有收录与介绍），长期在西安从事他的事业，当时的西安辛亥革命起义，就是他领导的。他很少在老家逗留，抗战期间，为了拒绝与日本人来往，就抱病归乡，于1938年病故于脑卒中。祖父育有四子，其中，老大，老二解放前去了美国，老三抗战期间参加青年远征军去了缅甸，杳无音信，失去了联系，生死不明。父亲是最小的，从小在祖父留下的一栋一进三重的老房中长大，直至1952年离开故乡，去了外地。

　　根据湖北图书馆的网站上“湖北历史人物”中的描述，祖父李载煦 ，字炳生，自幼勤读经书。祖父李载煦在民国二年，以优异成绩从湖北海军学校驾驶班第一期毕业。该期毕业生计十名，包括庄以临，洪尚愚等人。在很多史料中，祖父的名字常常与张之洞联系在一起。在《张之洞评传》第四节，最后一段写道：“……如同张之洞兴实业、办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客观后果一样，湖北新军也最终走向了他主观愿望的反面，其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结束二千年专制帝制立下头功。而且，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张之洞组训湖北新军，意在培植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的捍卫者，结果反倒成为清廷掘墓人……”

　　祖父曾于1901年（清光绪三十年）赴武昌弃文学医，第二年，考入陆军特别小学堂，不久．又改学海军驾驶专修班。李载煦在校时即秘密参加革命活动，海校毕业时，因学术成绩优异，被推荐委任西安清军工程独立队队长。

　　祖父的活动地主要是在西安。他与刘世杰、张翔交往甚密．常常一起研讨时事，宣传革命，密谋起义。1911年10月10日，豫军在武昌首先举行起义，也就是举世闻名的武昌首义辛亥革命起义。与此同时，四川保路风潮日趋激烈，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政府岌岌可危。因而满清政府秘密致电陕西军政当局．严防川、鄂革命风潮继续蔓延。就在此时，在西安的满清政府官员异常恐慌，某一将军率先下令将汉人兵器全部收缴，军官中没有发辫者，全部被拘押起来进行审讯。祖父李载煦与张翔初都剪掉了发辫，准备起义；恼羞成怒的该名满清将军密令混成协统领等人，如果捕获李载煦，无须上报，就地正法。

　　1911年10月19日，野外演习时．按周惯例，部队可以向军装局领取假子弹使用。于是，祖父李载煦秘密与革命同志协商，私运了三箱真子弹。至10月22日，李载煦探悉到该满清将军的密令，得知起义事宜已经败露。如果不采取行动，将会遭遇不测。于是他与张翔初、刘世杰等人密谋，准备先发制人，提前举行起义。当时，军队多驻于西安城外，张翔初原为步兵第二标管带，即调其所部之一队，先入城为内应，同时，又探悉枪支弹药存放在各警局，再命城外士兵闻警报后，夺门进城，都到警局夺取武器弹药。计划已定，李载煦即率所部，夺门入城，当时有辎重队某队长，阻挡部队前进。祖父当即开枪将其击毙，并收编其全部辎重队。紧接着，张翔初率步兵第二标，刘世杰率步兵第一标及马炮各营，长驱入城，分驻军装局及藩库各要地。至此，起义成功，全城光复，万众欢腾。西安起义成功后，公举李载煦为参谋，第二天，将驻防西安附近的清兵，统一编收，并筹饷练兵，声援武昌革命。就在全国南北“议和”后，李载煦告病返回老家湖北孝感，功成身退，解甲归田。

　　我们的祖屋，我记得清清楚楚。从两三岁时起，我便随祖母在我家那栋老屋里居住直到六七岁上小学的时候。我理所当然的认为那就是我的房子，我的家。后来房子被很多不相干的人占了，待到我和父母回去老家时，居然无处落脚，要么住在母亲的亲戚朋友家里，要么住旅店。每一次回老家，都忍不住去看看坐落于解放街和书院街交汇处的老房子。那个时候，常常想起，儿时记忆中的繁华和无忧。前门叫解放街，后门叫万寿宫，与现市政府后墙相邻， 800多平方米总占地面积，位于该市黄金地段的房子的前重铺面和中重被迫租给了当时的百货公司做门市部和仓库，说是支援国家建设。祖母自祖父病故后由于没有任何收入，靠着房子出租来维持生活，直至解放。解放后的祖母，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做人。  

　　我不知道怎样概括祖母的一生。也不知道怎样料理祖父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那年，祖母去世，我在外地读书，父亲没有通知我，他要父亲不要告诉我，不要我因为她的死而分心。暑假，我回到家，一脚踏进我们家的客厅，看见了在牌位上方的祖母的炭画的遗像。我回忆不起来了当时的那种心情，我不知道我当时到底怎么了，我只知道拼命责怪我的父母。现在想起来，那是种透彻心扉的疼痛和遗憾。

　　我从小由我的祖母带大，祖母裹着小脚，不会做家务，常常在外面买着吃。蚊帐床单都被染成了藏青色。祖母会写几个字，有时也抽烟，我闻着烟味，才能谁得着，睡得香。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至亲之人的死亡，但是我错过了在她身边的最后机会。

　　如今，我的祖父和祖母都已经在天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身在天堂，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天上的日子一定比地上的日子好——因为他们一生，在地上的日子是那么地苦，已经不能再苦了，他们过了最苦的日子，然后他们去天上，天上难道还能比地上更苦吗？

　　祖父死得很早，祖母守寡养大了我父亲。除了祖母，我父亲家里没有什么亲戚。很小的时候，每次有什么风吹草动，会从乡下来个“东生大叔”来帮忙处理。印象中，就是当年祖母被作为“黑五类”赶到老家，也是这个“东生大叔”来挑的担子或拉的板车。后来到父母身边，提到“东生大叔”，据说是我祖父母家里的亲戚兼长工。

　　家里还有些类似于古董的花瓶，瓦罐，老式的柜子，箱子什么的。小的时候，很喜欢祖母收藏的丝织品，和小玩意儿，还有就是梳子头饰什么的，别有特色，与众不同。可是那些东西，由于年代太久，很脆弱，一碰就碎。比如说，一把不知道什么材料的梳子，小巧玲珑，晶莹剔透，我保留了很久，直到80年代考上了大学。带到学校里，第一次真正拿来梳头的时候，就断了两根齿，教我好不心疼。真正的中看不中用物件儿。文革中遭抄家，被挖地三尺，祖母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于是家里的很多东西，再也不知去向。曾经有过祖父的照片，也终于没有了去向。

　　我在1984年祖母去世后，在父亲和弟弟受祖母的委托，要找到她在战争期间失去的儿子的时候，我才知道祖父的真名，在此之前，只知道他叫炳生。我有点儿知道父亲的那种悲哀了，那种无知的悲哀，无能为力的悲哀。

　　到父亲退休以后，他很想回老家定居。通过政府的信访办，想要回被政府占用的房子的时候，才偶然知道，他的父亲，不是军阀，而是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在湖北的历史上，乃至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写下过一笔。可是谁知道呢？原来祖父也曾经辉煌过。曾经只知道，父亲家庭出身不好，祖母解放初被定了个小房产出租的阶级成分，虽然没有地主富农资本家那么罪大恶极，但怎么都不是劳动人民。文革中，父亲和祖母还作为“军阀”挨批斗，受牵连，大家都夹着尾巴做人。

　　即使从小是和祖母一起长大的，到祖母去世的时候还不能理解，当她回忆青年时代的生活，她应该是怎样的心情。对于祖母来说，年轻守寡，我想，她一定悲哀，很寂寞。可是伤心敌不过自尊和自我保护。诚然，岁月已经带走了她年轻时代的哀伤，但并不代表她很坚强。或者，她不愿意让这种哀伤影响她的儿子和孙子，她从前给我说故事的时候，没有哀叹。只是反反复复强调，她为了守住我们的祖屋，日本人飞机轰炸的时候，她都没有逃离那个城。她仿佛在说着别人的故事。我的遗憾是，在祖母给我讲到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我太小，没有记住；在家里有很多旧照片的时候，我太小，没有在意，也没有保存。所以当我回忆往事并试图见证历史的时候，我手头一无所有。历史一旦过去，就像淹没在纷杂的长河里一朵浪花，无法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