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翙：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志士

　　众所周知，井勿幕是“西北革命巨柱”，也是陕西反清斗争的实际策动者和精神领袖；而凤翙先生也是这场革命的不二功臣。

　　张凤翙（1881-1958），字翔初（亦作翔楚），原籍河南沁阳。光绪初年家乡灾荒，随作铁匠的父亲辗转流寓西安，久之遂入咸宁县籍；19岁考中秀才，废科后考入陕西武备学堂，未毕业又被陆军部选派日本士官学校深造，识者称其“相貌秀伟，态度严正，不滥交际，不轻然诺，但胸有城府，敢作敢为”。据说，留日期间，即已秘密加入同盟会（一说同盟会外围组织“日知会”），行止缜密，表面不事革命活动。宣统元年（1909年）回陕，被授新军混成协司令部参军，旋又兼代二标一营管带。因军事良好，办事认真公允，在中下级军官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曾对知己张钫、钱鼎私下表示“绝对主张革命”“将来一定出来干”，并嘱其“切要机密，以免偾事”。

　　武昌首义消息传至西安，井勿幕恰好不在省中，由郭希仁、李元鼎（子逸）等主持机要，决定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举事，拟推钱鼎指挥。钱以资望不足恐难胜任力辞，大家遂共推凤翙先生担任。21日（农历八月三十日）晚，张钫、钱鼎约凤翙先生至营部大操场，通报众意，先生略加沉思，便毅然答应，称：“这是革命大事，既承大家不弃，要我出来干，这是义不容辞的。成功了是国家民族之幸，万一失败，你们都说由我一人主使好了，千刀万剐我愿一人承受。既然决定明天起义，那就事不宜迟。”22日早林家坟（在西安西关）会议上，张钫宣布响应首义，凤翙先生指挥，钱鼎副之，大家表示同意。有人提出缓至26日或28日动手，先生再申事不宜迟，必须当机立断，耽搁几天，“高竿的人头都早已风干了”，并且要求大家精诚团结。接着即部署午间12时动手。后来，攻占军装局战斗10时许即因故打响，其他各路也提前动手，很快就占领了军装局及鼓楼、南院（巡抚部院）等重要据点、衙门和城内除满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当晚，先生又与各领导人集议，确定了若干稳定局势的措施。

　　这些措施，关乎成败，至为重要，表现了先生关键时刻卓越的领导才能。两天后，满城攻破，巡防营反正，西安起义遂告成功。从而奠定了陕西北方首个起义省份、全国最早响应首义省份之一的历史地位，也使清廷固守陕甘、收复东南的图谋化为泡影。

　　机缘凑巧，勿幕先生辛苦多年，为革命做了大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正式发动的时候却不在西安；凤翙先生一向不曾显山露水，革命发动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一举成了陕西辛亥革命的具体领导者。只是，成功后督陕时凤翙先生阿附袁世凯，排挤井勿幕，枪杀万炳南，屏退革命党人，铲除洪门帮会，起用旧官僚，追剿白朗军，“二次革命”还杀害了邹子良、马开臣等反袁义士，导致袁系陆建章得以顺利入陕，使此后陕局战伐不休，调京多年及回陕定居后，凤翙先生又长期绝迹政坛。

　　不过，凤翙先生督陕期间，“对陕西推行新政，革除旧俗，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倡女子放足，男子剪发，兴办学校，改良戏曲，破除迷信和查禁鸦片等方面做了不少事，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西安红十字会、西安易俗社都是先生督陕时建的，西安东、北两条大街，也是先生督陕时拆除满城城墙辟筑的。张勋“丁巳复辟”， 凤翙先生曾只身回陕欲组织讨伐；陈树藩督陕行事乖张，先生曾以老上司身份直言规劝；蒋介石上台后，先生以“心中古井无波，不愿再作冯妇”婉拒他人游说，始终与蒋保持着距离；胡宗南当权有宴必请，请必上座，先生从不致词，常以宴罢高唱秦腔应付，宛如闲云野鹤，对军政从不表示任何意见。卢沟桥事变后回陕定居，先生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院和陕西临参会议员的身份，力主抗战到底；张季鸾先生病逝后，先生力主周年之际迁回西安南郊安葬，并与张钫、冉寅谷等耆旧联名上书陕省当局，在城中革命公园为之辟地建立纪念碑亭一座；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沁园春》词在山城发表后，先生曾在郑伯奇主编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副刊《每周文艺》上，步韵填词以和之。1946年3月，国民党特务组织暴徒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凤翙先生领衔致电蒋介石表示强烈抗议，使之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一次事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1944年西安起义33周年前夕，凤翙先生在接受著名记者梁益堂采访时，称“陕西的革命运动，大功应归于井勿幕和郭希仁两先生”，说勿幕先生“对于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陕西人的国民性和湖南人一样，能创造，能实干”。督陕时创建西北大学和归隐后将原创菊林小学扩建为菊林中学的事迹，陕人更是深受其惠。

　　辛亥一举，先生成为国共谁都不能小觑的人物。胡宗南1949年5月败退前，深恐先生留下为解放军所用，曾裹挟先生等陕西名宿飞往汉中，先生戏称被“拉票”，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再飞兰州，从而最终留在了大陆。解放后先生回到西安，先后荣幸地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旋改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8年7月29日因病与世长辞。有人做过统计，辛亥革命各省都督中后来参加共产党政权的，仅先生一人。这当然与先生的长寿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和他辛亥革命的卓越表现有关，和他从未参加过任何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内战和政治活动有关，和他后来秉持的政治态度有关。辛亥关键一举，成就了先生的英名；之后的韬光养晦，也让先生终于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动静之间，彰显了先生不凡的个性，也浓缩并映衬了陕西一段波澜起伏的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