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宣颖与地方志(2)

　　无论在史学、文学、书画或其他方面多个领域都卓有建树，他的多数旧著都具有再版的价值。而且这个目录中的收藏并不完备。譬如《楚辞今读》及《北平建置谈荟》，还有一些比如《古今名诗选》（瞿兑之、刘麟生、蔡正华辑注，全四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学诗浅说》（瞿蜕园、周紫宜合著，香港上海书局1964年2版）、《铢庵文存》（瞿兑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版）。此外，还有还有一些著作没有出过单行本而收在丛书中，如《中国骈文概论》收在《中国文学八论》（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中，《汪辉祖传述》列入民国丛书第三卷（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杶庐所闻录故都闻见录》列入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尚著有《超览楼诗集》、《蜕园日记》、《骈文概论（外一种）》、《汉魏六朝赋选》、《应用良方》、《明岐阳王世家文物纪略》、《释巫》、《隅屋》、《南华经解》、《长沙瞿氏丛刊》、《中和月刊.第六卷[海外中文图书]》等作。还有许多文章、诗词没有结集，当然在上述目录中也反映不出来。

　　所著《燕都览古诗话》，为咏览燕都之作，以诗系文，诗文并茂。其中有关什刹海地区的诗文有15篇。其中有“白浮泉眼涌云涛，积水潭边引万艘。郭监馨香宜百世，倘教帆楫满城濠。”（郭守敬修通惠河）；“漫园南去更湛园，水石清奇风景繁。劫后九华仍在否，土花应绣满云根。”（米万钟之漫园、湛园）；“净业湖边放水灯，秋宵歌管赏芳澄。至今粉黛成围处，一带垂杨复稻塍。”（积水潭放河灯）；“柳湾稻稜响沟车，银锭桥边夕照斜。绘出西涯图十二，风流方识李长沙。”（李东阳有《西涯十二咏》）；“临水亭台似曲江，万春园墅擅无双。于今海子桥边过，谁省怡云旧绿窗。”（元时海子岸有万春园，进士登第恩荣宴后，会同年于此；又，元杂剧女演员怡云居海子上）；“茶陵赐第在西城，倚郭今迷屋数楹。楼上红灯临老忆，此中如有读书声。”（李东阳故居在西涯，写有多篇怀旧诗）；“松树街邻杨柳湾，诗龛亲为访禅关。续成图咏今非昔，传遍人间楮素斑。”（法式善有《续西涯十二咏》）；“净业湖阳住十年，箖菸秋老长苍烟。移家仍在西涯里，庾信罗含迹适然。”（法式善自净业湖移居钟鼓楼）；“净业湖南一酒楼，侍郎曾赏芰荷秋。当时更觉烟波阔，处处园亭似梦游。”（宝廷有《集净业湖南酒楼》诗）。王阎运称赞他的诗“文笔雅畅”。

　　瞿宣颖于地方志研究造诣颇深，主要著述有《志例丛话》，载《东方杂志》1934年31卷第1期。是文分通诠、方法、地理、建置、古迹、经济、社会、风俗、人物、氏族、通纪、丛录、讥贬、杂录等十四门，综论方志的源流、性质、内容、体例并指出旧志的缺点。主要评述前人修志与修志方法，并分析其利弊得失。认为“方志者，地方之史而已。”对资料宜认真搜辑，“分掰综辑”，方能纪述一地方生育长养之序程，“作一活泼而详尽之史。”他除介绍撰《资治通鉴》时所用的方法外，还提供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钱大听、洪亮吉、孙星衍、谢启昆、阮元、吴汝纶，徐继畲和民国方志学家缪荃孙、余绍宋关于修志的经验，都有参考价值。他也认为章学诚关于州县建立志科的倡议，是有计划地保存地方文献为修志服务的有效措施，但一百三十多年以来竟无人把它作为一个制度继承下来，非常可惜。推崇章氏方志立“掌故”、“文征”之体为保存史料之良法．认为应“合诸体例成一书，又必分诸书以还各体，方为各体而用宏。”认为续修前志有时亦是一种良法，可仿曾国荃之续《山西通志》，即不变更前志而对前志加以整理约取，然后进行增补．认为修志方法，可采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之法，先为长编，再加以采择删订。认为修志者若无杰出人才为总裁，或无一时通人为分修之人，志事将无成。该文分别论述地理、建置、古迹、经济、社会、风俗、人物、氏族、通纪、丛录诸篇之编纂方法，其中不乏创见。如主张“风俗”所载，应包括家庭组织、职业选择、社交往来、信仰类别、饮食服饰、娱乐艺术等。又如以“丛录”一目取代章氏“掌故”、“文征”之体。认为不必拘泥于章氏之说，时代变迁，可随时立题。文中还有“讥贬”一目，列旧志内容之弊；“杂例”一目举旧志体例之芜。

　　于1930年出版，瞿宣颖著的《方志考稿(甲集)》，是我国第一部私家方志提要专书。是书主要取材于天津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600多种，收录的每种方志皆“辩其体例”、“评其得失”，并指出其精华之所在，尤注意所含的特殊史料。《方志考稿（甲集）》一书，于1930年由天春书社干断于．此书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例，以提要形式对所收录的方志进行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稿，只成六编，勒成“甲集”。它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地方志提要目录书，主要取材于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甲集”按《清一统志》排列，依次著录河北、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合为一编），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八省方志600种。该书提要钩玄对所收志书详述编纂源流，列类妇，评体例，分析得失优劣，尤重指出志书的资料精华所在．编撰体例上尽力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突出实用的宗旨。自序称“每书必首严其名称，次述其纂修之年月与纂修者之姓名，次叙其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于其所包之特殊史料。”该书一改过去著录不题年号，仅录某县、某府志之例；同名之县的县志冠以省名；修志主持人著录为修，实际执笔人著录为纂。同修、同纂等也一一著录等等。瞿宣颖在该书中表达方志六大功用。“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该书所录方志，以现存者为限，没有遍考佚志，未及山水志，大多为清代方志，各志提要，长短不一，详于名都之志，略于僻邑之志，“苛于近著而宽于前代”。瞿氏自序称此书之纂“将使读者开卷而了然于其源流所自与其内容所涵”。此书为近代一部较有影响的方志目录提要专著，所得评价多佳，如任凤苞序称此书“仰自有方志以来未有之盛举矣”，可称“书目中之上乘”.亦可“为今后治方志学者之津梁”。又如余绍宋评价此书“体例既佳，考论亦当”。认为该书在著录方志分面远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瞿氏与章学诚并列。并为《金陵学报》1935年第5卷第2期万国鼎撰《方志体例偶识》列为修志参考书之一。瞿宣颖曾与傅振伦、王重民、孙楷第讨论编纂《河北通志》的问题。其信一为任通志馆长拟定“整理方案”，拟定修志方法有六：其一，“修志首要义例”，认为义例不定，志书难成；•其二，主张新增篇目，以收录有关新内容；其三，应妥善处理新旧志关系；其四，主张定例必赖通才，分修宜出专门之手；其五，认为志书以实用为归，应注意近代史料的征集；其六，主张修纂志书，宜用征稿计酬法，以保证志书质量。另一信函不同意三人所言三项急征资料的主张，认为金石艺文存于人间，未必有毁灭之虞，惟官府档案容易丧失，提出在重视金石艺文征集时，不应忽视官府档案。此二信函和王、傅等来函以《河北通志馆近况纪》为题，载《河北月刊》第1卷第4期。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