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三杰的历史功绩与性格异同

　　辛亥革命时期的绍兴籍志士，数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人最为著名。徐、秋二位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与封建王朝作最后一搏，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驱；陶成章与徐、秋一样，既是革命的先行者，又亲历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那场决定性斗争。

　　我小时候，最先知道的是秋瑾，因为那时的绍兴解放路，是一条狭长的古街，走遍整条街，是那坐落在轩亭口的秋瑾纪念碑最引人注目。

　　晓得陶成章，是1965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时，校长给我们介绍，说我们的地理老师陶永铭，是辛亥革命烈士陶成章的孙子。由此，我也就特别留意关于陶成章事迹的文献。

　　对徐锡麟事迹的深入接触，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到文广局工作不久，我们到东浦镇洽淡、规划、实施修复徐锡麟故居。通过接触徐锡麟故居这个项目，我对徐锡麟、秋瑾和陶成章的英勇事迹以及他们的历史功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徐锡麟故居作为文保单位开放以后，陶成章故居的修复工作也开始启动。那时我在局里分管文物工作。虽然我后来调动了岗位，但我仍然非常关注这项工作，看到后任的同志付出大量心血修复好陶成章故居，感到由衷的高兴。

　　如今介绍、研究徐、秋、陶的英勇事迹以及历史功绩的论著较之四五十年前多了。可以说徐、秋、陶三人具有相近的性格特征，那就是胆识非凡，敢想敢说敢为。

　　但对于他们的个性差异的研究，以及他们的性格如何影响辛亥革命的问题，可以说目前还很少有人涉及。

　　研究人的个性，必须涉及其生平和事迹。

　　徐、秋、陶的生年，分别是：徐生于1873年，秋生于1875年，陶生于1878年。即秋比徐晚出生2年，陶比秋晚出生3年。基本上他们是同一年龄层的人。

　　徐牺牲于1907年7月7日，时为辛亥暴发前4年；徐牺牲后第6天，秋也遇害，即1907年7月13日。徐与秋都英年早逝，牺牲这一年，前者34岁，后者才32岁。

　　陶成章呢？他直接参加了徐、秋二位牺牲4年后暴发的辛亥革命。假如陶也牺牲于辛亥革命暴发前，对于我们后人来说，不免会产生一些遗憾。也许可以这样说，由于陶成章亲历了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这场辛亥革命，绍兴志士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才显得更加扎实。

　　徐、秋二人“壮志未酬身先死”，陶为什么能够活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呢？徐、秋二人究竟有没有可能逃脱1907年的那一场劫难呢？这些问题确实很值得我们研究。

　　先说徐锡麟。徐与秋事先约好皖浙同时起义，原定时间是1907年7月8日。史载由于安徽巡抚恩铭拿到了革命党人的名单，徐锡麟看到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自己的化名，担心夜长梦多，顺应恩铭提前两天举行巡警学堂毕业典礼的突变情况，仓促发动了失败可能性大于胜利可能性的起义。我们不妨假设，徐锡麟如果能以智谋来化解名单暴露的危机，取消原定计划，等待时机成熟再起事，那么就不会有那天的致命失败。

　　再说秋瑾。当安庆事败的消息传来，秋瑾是完全可以撤退的，但她没有选择撤退。其中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她与徐的战斗友谊导致了她痛不欲生。即使被捕以后，可以说秋瑾还有不至于惨遭极刑的机会。当绍兴知府贵福问她“你的同党是谁？”秋瑾的实际回答是：我的同党就是你贵福大人！由于贵福对大通学堂、对秋瑾都有过不同寻常的支持，不仅支持经费，还挥笔题词。秋瑾说他是同党，这岂不是要了他的性命！为了保全自己，贵福这种人当然要痛下杀心，以绝后患了。

　　现在要说陶成章。如果他遇到徐、秋面临的危险境况，他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

　　陶成章的故乡陶堰与安昌古镇一样，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师爷故里”。陶堰陶氏历代人才辈出，出过许多令世人钦佩的师爷。虽然陶成章本人出身于农家，但乡土文化的熏陶，加上先后在本乡一家私塾和在东湖通艺学堂任过教的经历，造就了他既有胆识又行事稳重的个性性格。

　　陶成章胆识非凡的事例很多。诸如，他早年两次赴京准备刺杀慈禧；年轻时只身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与蔡元培等组建光复会，与徐锡麟等创办大通学堂，联络会党筹集资金，指挥参加辛亥革命的军事斗争等。

　　东渡日本期间，陶成章担任过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旅居新加坡时担任《中兴日报》主笔，为了弘扬徐、秋等革命党人的英勇事迹，还与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

　　陶成章的另一番经历是联络会党，组织反清武装力量。1904年回国后，他出入于浙江各地的荒山野岭，经常蓬头垢面，日行近百里，将宣传革命的书送给白布会、双龙会、九龙会等会党，宣传武力推翻清政府。

　　从这一点看，其实陶成章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徐、秋实施的“城市暴动”的策略有点不同。

　　陶成章在联络会党的过程中，为了把各派会党的奋斗目标统一到光复会的大目标当中来，积极实施“求同存异”的谋略。正由于他主持推行“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各教一切仍其旧”的方针，“于是光复会大盛”。

　　为保存生命这一革命的本钱，陶成章一生三赴日本，有两次是为了避难。一次是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一次是次年归国筹建“五省革命协会”，因时势不利而又走避。

　　1910年，光复会总部在东京重建后，章太炎出任会长、陶成章担任副会长，不久，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自己“不能胜任”副会长。这既是谦虚，亦可看作是他在特定时势下“以退为进”的一种谋略。

　　我们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陶成章行事讲究“循序渐进”，善于搞“必要的妥协”。

　　陶成章遇难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时许。在上海广慈医院，“有剌客二人，撬门而入”，拔枪暗杀了陶成章。这已经是辛亥革命胜利后，陶成章没有死于他所致力于推翻的清朝反动势力之手，而被革命党内部的邪恶派所害。这也许就是智者也难避免的“百密一疏”吧。

　　徐、秋、陶三人因具有共同的理想和相近的性格特征，所以成为志同道合、亲密合作的战友；但又由于他们实际上具有的个性差异，而导致各自的人生经历不同，面对危险境况作出的选择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性格决定人的命运，同时又是环境造就主人翁的人生走向。

　　我们今天宣传徐、秋、陶的壮举，分析他们的性格异同，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他们为社会进步而勇于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