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辛亥革命中走出的中华法系大家

　　电影《辛亥革命》里，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与北洋军对峙。战事吃紧，大元帅黄兴驰援汉口前线，镜头给到一位头蒙白布的受伤年轻将领，向黄兴问道：“大元帅，我们向何处去?”黄兴道：“哪里战事最紧，便向哪里去!”银屏上给出字样，介绍这位年轻将领，便是时任都督府顾问的居正。

　　一、投身革命的法科留学生

　　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居正也是旧学堂走出的法科留学生。他出生于贫家，家中并无治学传统，于是常向舅家借书，于武学厢房内，闭户抄读，足不出户，学业始有长进。1900年，已年届24岁的居正考中秀才，成为家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证据是4年后，居家重修族谱，即由28岁的他独力承担。

　　1902年，居正结识了将赴日本留学的陈肇一等人。在陈的影响和帮助下，他赴日留学。到日本江户后，他受到同盟会会员田桐接待。田桐当时正与宋教仁等人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著《亡国惨记》等启蒙刊物。他将这些杂志给居正阅读，救亡思想很快征服了居正，为其后来参加革命奠下基础。同盟会成立后，居正也加入其中，并直接受黄兴的领导，奔走会内会外。

　　1907年，居正从法政大学毕业，升入神田区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尽管学业进展不尽如人意，他仍然为革命工作奔忙。国内传来消息称，云南河口起义正需人手，他遂辍学离日赴起义前线。然而仅行抵香港，便得知河口起义失败。组织安排他去新加坡参与《中兴报》与保皇党《总汇报》笔战，并办革命刊物《光华日报》。随后，他又在云南缅甸交界游说当地土司发动革命，激怒了当地政府。次年，清廷外交部请英国公使电告缅甸政府，勒令《光华日报》停刊，并押解居正回国惩办。幸经当地同情革命的华侨多方设法，聘请律师向警察局交三千元担保，才获准离境、幸免于难。当年夏，33岁的居正再返东京，回到熟悉的日本大学校园，经法律系主任的特批，补缴学费，重新入学。

　　1910年暑假，居正再返上海。尽管未办离校手续，却从此与学业永别。此时革命形势正烈，同盟会在国内建立“中部同盟会”，推举居正负责湖北盟务。他便以行医为掩护，活动于湖广交界，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员。一年后，他受黄兴指派，前往武汉联络新军响应广州起义。起义时，居正恰于上海购置枪支。10月14日，他返回武汉。身后船舱内载满沙发。割开沙发表皮，尽是长枪短铳。他亦留在武汉，协助指挥军政。时阳夏战事正酣，他亲临战场观战，见革命军处于下风，便率卫队八人亲自冲锋，手执红旗指挥反攻，夺回刘家庙车站，获炮多门，战局始趋稳定，随后便有了电影中的那一幕。

　　二、为何要重建中华法系

　　作战勇猛只是这位法科学生在辛亥前线上的一面。他的法律知识在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中华民国鄂州政府临时约法》时派上了用场。特别是《军政府条例》颁发前，由于仓促起义，革命党人组织机构不完备，军事指挥和行政处理上漫无秩序。居正草拟的《条例》为军政府设置军政、外交、教育、实业、司法和理财等职权，某种意义上，是为新生的政权赋予了血肉和骨架。于战火纷飞中，这位断断续续学习法科的革命青年，扮演着开国元勋的角色。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当时的局势，似乎都不把这当回事翌日，他遂擎旗率军冲入敌阵，并被流弹击中头部，血流不止电影将这一功绩送给黄兴，坦白说，这并不公允。

　　辛亥之后，共和成果落入袁手。居正继续参加“二次革命”，率部坚守吴凇炮台数日后，败亡日本。次年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率部与北洋军鏖战胶东、三打济南。1919年，孙中山委任其为国民党总务主任，其军旅生涯方告一段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开始任司法院院长，直至1947年方卸任。然而其在法律史上的重要角色，并不限于最高司法行政官，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位坚持重建中华法系的近现代法学家。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一书撰于1944年至1945年左右。其时抗战已经接近尾声。经八年抗战，国民自信心一度恢复，家园重建也刻不容缓，而立法工作也随之需要确定新的主题和基调。居正在当年的中华法学会年会上提出，应重建中国法系，随后他在《中华法学杂志》第三卷第一号发表了《中国法系之建立》一文。在他看来，法学界言必称欧美，崇洋媚外风气过甚;同时“或则仍旧因袭前此的礼治，或则完全继受他国的法律，东抄西袭，缺乏中心思想……这种状况不是法律发展的方向，而如今，我国民已经抗战八年有余，把日人侵略我国的迷梦完全击碎，正是施行改革，振兴中华，重建中国法系的大好时机，再不能因循守旧或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而“要以革命的立法，进取创造，为中国法系争取一个新的生命，开辟一个新的纪元。”

　　至于重建怎样的中华法系，居正首先主张从礼治进入法治，一方面保持旧礼中有利于维护道德人心的精髓，裨使法律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立足于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由“家族”本位进入“民族”本位。虽然主张恢复中华法系，他也一样承认传统制度的弊端。同时他也排斥欧美的极端个人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国今后的法律，既不能够再因袭过去的家族本位，也决不可再去模仿欧美的个人本位，而应该别谋所以创造中国法系之新生命。”而当时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在法律体系中切实贯彻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方面问题。因而中华法系的重建，仍然将以三民主义为纲“新人们”为之批评他因循守旧，而真正顽固的“老人们”则慨其“旧瓶装新酒”，赋中华法系重建以新义。

　　老年的居正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评议员。他身体不佳，每逢外出，都以三轮车或公共汽车代步。文采颇高的他还擅做诗写文，平时凡朋友去世或周年忌日，照例作文哭之。1951年11月23日写作至晚11时，照例洗足就寝，于洗足时坐化，终年75岁。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