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家蒋藩的方志建树

　　清末民初方志学家蒋藩，曾为家乡纂修《杞县志》《河阴县志》两部县志，任《河南通志》总纂，还著有《金石考》。撰《河南通志修校日程》和《方志浅说》两部方志论著，还有《河阴县志·编纂细则》、《河阴修志意见书》、《河阴文征序》、《河阴县志凡例》、《杞县商例》、《通志首列圣制议》等；均为精蕴的方志要论，对方志理论多有阐发。在多年的实践中他编纂了许多志书，总结了志书篇目、体列、编纂、校注及资料搜集、整理、鉴定等方面的经验，对研究和发展方志理论和纂修志书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重视资料的搜集，强调“采访之要，心思、耳目、手足一一皆到，方能称职，盖考索之精确，阅见之祥审，手书足履之频烦劳苦，举无可少者，大忌以耳代目，以目代足”。

　　蒋藩（1871——1944）字恢吾，号蓼庵，室名“梧荫楼”、“求愧作斋”。祖籍居睢县，后迁杞，住杞县城大南门街。故其撰文亦时署睢阳或睢县。他聪敏好学，蒋博览群书，学力深厚，其居室“梧荫楼”藏书数千卷，平生潜研经史，文宗昌黎、诗法少陵、史尊班马，造诣颇深，尤擅于史志，精于金石考证。对文学诗词造诣尤深，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朝考大挑一等，授职拣选知县（未任），是晚清及民国年间河南三大学者之一，有“南有李敏修，中有张开促孚，北有蒋恢吾”之誉。

　　1915年7月、1938年6月，他曾受聘纂修《杞县志》《河阴县志》，任总纂，著有《杞县志稿》（未刊）、《河阴志》。其间还受聘河南通志局（亦称河南通志处、通志馆）任纂修，授八等嘉禾章，著有《金石考》。在多年的实践中他编纂了许多志书，总结了志书篇目、体列、编纂、校注及资料搜集、整理、鉴定等方面的经验，对研究和发展方志理论和纂修志书做出了很大贡献。藩生平雅好志事，先后收集珍藏河南方志达一百七十余种。曾任《杞县志》总纂。民初受聘纂修《河阴县志》。

　　抗日战争期间，他回杞整理旧志，潜心研究学问，或以文会友，为考古学社社员，或指导门生习作，乐此不疲，尤其晚年仍为登门求教的青年答疑解惑，诲人不倦。

　　他一生著作颇丰，已刊行的有《梧荫楼诗钞》二卷、《梧荫楼文钞》六卷、《梧荫楼骈体文钞》一卷、《求愧怍斋笔记》三卷、《蓼庵笔记》一卷；未刊行的有《梧荫楼诗话》、《河南金石目》、《杞县金石考》、《河阴金石考跋》、《随唐金石考跋》、《笃雅堂文集》、《四书求心录》、《梧荫楼家书》、《梧荫楼日记》等。方志理论文章除《方志浅说》外，还有《河阴修志意见书》、《河阴志稿编纂细则》、《河阴文征序》、《河阴县志凡例》、《杞县商例》、《通志首列圣制议》等；在给好友胡巽青、步彰五等的书信中也阐述了一些对编纂方志的意见。他在从事修志工作的同时，又费尽心血收藏河南志书一百七十余种，日伪时期悉数为河南省伪省长李敬斋掠去，后辗转流徙，存失莫知。

　　《【民国】河阴县志》二十二卷（正文十七卷、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高廷漳、胡荃修、蒋藩纂。民国七年（1918）刊本。

　　河阴县，三国魏黄初年间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置。大业初并入洛阳县。唐开元年间在今河南荣阳县北置，担负着转运江淮地区粮食到长安的任务。1931年与荣泽县并为广武县。本书由县知事高廷漳（宇仰止，河南项城县人，清拔贡，民国元年（1912）来任）。胡荃（字巽青，浙江镇海人，三年（1914）7月来任）。纂修始于高延津，稿甫成，高即调署伊阳。续任胡荃以初稿疏略，“文辞体例，颇多出入”，乃聘杞县举人蒋藩汇萃诸家志稿，审误刊伪，拾遗补缺，重新纂辑，历时二年余，至六年（1917）始告厥成。为书二十二卷，计掇诸旧志及苏周两志者十之三，取诸初稿者十之二，此次采访撰著者十之五。

　　纂修蒋藩谓此书之体例师章学诚之意而稍易其体，仿章学诚“三书”的体例，凡舆地、人文、典章名物以图、表、考、传四者赅之，又不能尽，则收入杂记。其目计有：卷一为宏纲图；卷二至十一为沿革考、疆域考、山川考、建置考、古迹考、民赋考、风俗物产考、学校考、兵事考、艺文考；卷十二至十三为职官表、选举表；卷十四至十六为宦绩传、人物传（上下）、列女传（上下）；卷十七为杂记、另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有纲有目，内容十分丰富。还纠正《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有关河阴记载的谬误。

　　是志内容充实，形式完美。以后者言，图、表、考、传四体俱全，后附以金石、文微二门，堪称志体。至其内容，多数门类莫不详稽博引，探源溯流，以穷其究竟。许以“认真”二字，不为溢美。至其文字雅洁，遣词铸句之工，则次焉者。如对河阴革之考证，足可见其认真态度，亦见其功力。河阴一地屡见于历史，今之孟津县秦为平阴县，三国魏改称河阴县，（此于本书孟津县概述中叙之甚明）；而此河阴县则为唐代所置，位于荥阳、汜水之间，二者毫无瓜葛，但自《明一统志》后，河南不少志书于舆地一门中，莫不混为一谈。此编则详加考证，纠数百年之误。其它各门，如山川考、民赋考亦皆详备。至其金石一门，搜残拾坠，致力尤深。其识在某些问题上亦可取，正如金石专家蒋藩在是志《金石考·跋》中说的:“陈君笃志好古，於乡邦文献，素极究心，而金石尤其深嗜。常只身徒步数十里，旁求博访，以冀幸一遇。不得则怅之若失，得之则欣然忘食……陈君苦心孤诣，勤勤不已，其功尤不.可没。”.如风俗物产考之小序谓“今日之急，不在节以礼，而在丰以财。”似认识到当时社会问题之症结所在。其为美中不足者亦多可见：卷十兵事考详于古而略于今，明崇祯以后兵事，一略而过，不及全卷十之一二，且多录自成书，较之同时期其他志书逊色多矣，民国后兵事匪乱则不着一笔。此书断至民国6年（1917），但于民初之新政，如邮政、道路、民办工厂、国民小学，以至所谓议会等，则只字不提，实为缺略。所附艺文志三卷，以诗冠于全卷之首已属不伦；所选文“现存之人悉从割爱”，谓“既避标榜，且待论定”。与邻县民国《汜水县志》多载当代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相比，优劣则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