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揆一在辛亥革命前后(2)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刘揆一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多次找宋教仁、黄兴商量，“欲归国起事，或往助湖南之事”，由于黄兴“不劝其去，谈良久遂罢”，而不果行。起义失败后，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道一于12月31日被清吏杀害，由于交通阻滞，直到翌年1月22日，刘揆一在东京才收到家信得知这一凶耗。据宋教仁当天的日记记载：宋到刘寓访问时，“则林生已涕泗满面，示家信与余观之，凄惨之况，不忍言也”。东京同盟会本部曾于2月3日召开追悼大会，遥致哀悼，揆一作《哭炳生弟》诗八首，表达了他在国难家仇交织下的悲愤心情。2月18日，其父又因受剌激，扑地中风而殁。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弟死父亡，揆一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哥老会众的帮助下，将母亲和妻儿接到东京定居，誓与清廷斗争到底。1907年1月7日，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3月1日，又接替宋教仁，代理黄兴庶务之职，成为中国同盟会本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刘揆一在担任代理庶务期间，始终顾全大局，竭尽心力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处处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被誉为“革命的道德家”。

　　1911年武昌首义后，刘揆一与黄兴等人于10月28日到达武昌，黄兴任战时总司令，据守汉阳；揆一驻武昌，与宋教仁、居正等皆为督战员。10月31日，湖南长沙发生兵变，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罹难，焦派人士多欲为焦复仇，黄兴恐后方有变，影响抗敌，故命揆一回湘调处，请兵援鄂。揆一既至湖南，焦达峰会众欲“拥揆一为湘都督报焦恨”，揆一集合焦达峰会众曰：“吾党目的不过欲倾覆满洲政府耳，于个人无丝毫利益之心也。今满政府尚在，武汉正可危，北兵势甚张”，“诸君如欲竟达峰之功，则拥护谭以抗满政府，大发兵援鄂，次第北伐，必欲复焦仇，则湖南内讧无已时，满政府且乘虚而入，此非达峰本志也。”从而说服了焦的部众，稳定了湖南政局。11月8日，揆一所请之湖南第二批援鄂军，即第二师第三协协统甘兴典所率四营官兵抵鄂，清廷倾全力反攻，汉阳失利，黄兴被迫撤回武昌，当江轮渡至中流时，黄兴欲纵身投水自尽，幸揆一与副官曾绍文合力抱持得免。其后，上海、南京相继光复。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揆一“又由湖南举为南京参议院议员”；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会员大会，改组扩大，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揆一被举为同盟会十大干事之一。

　　工商立国 反对复辟

　　从1912年8月到1913年7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刘揆一曾出任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1912年8月2日，刘揆一接受袁世凯的任命，担任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9月，陆征祥辞职，赵秉钧接任，刘揆一仍然继任赵内阁的工商总长。

　　1912年11月1日，刘揆一主持召开了全国首次工商会议，旨在“征集全国工商界之意见”，“定工商大政之方针”。1913年4月，刘揆一在《民主报》发表了著名的《国本论》长文，提出“工商立国”的理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为什么要发展工商业和怎样发展工商业两大问题。他针对民国初年经济困窘、“盗贼横行”的混乱局面，提出需要兴办的事业很多，但解决“办一事必有一费，民生困穷，物力凋，费从何出乎”，唯一的办法只有“促进工商而已”。刘揆一组织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计划和法规，如《暂行工艺品奖章》、《外国博览会中国出品通行简章》、《公司注册暂行章程》等，在刘任期内正式颁布。

　　“宋案”发生以后，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刘揆一对袁的幻想完全破灭，于是，他积极投入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3月31日，刘揆一与谭人凤以为宋教仁吊丧为名，匆匆来到上海，与黄兴晤面，商量对策。黄兴“谓二次革命，为期不远，惟战费浩繁，以揆一曾有实业借款之进行”。刘揆一遂按照黄兴的面示，于是年4月18日与英国商人薛福签订《借款合同草约》，规定借款总额为英金五百万镑，此款充作反袁经费。“袁氏《亚细亚日报》揭发，指刘利用政府名义，借款为推翻政府之用，并由众议院议员籍忠等提出质问案一连五起，其势在迫刘去职。”据《民主报》记载，在众议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议员刘恩格、谷钟秀、刘崇佑等群起质问，有的甚至“拍案大呼”，“庞杂随起”，攻击不休。刘揆一乃被迫弃职出京，避居天津日本租界。

　　1915年8月，杨度等在京发起组织筹安会，“曾诱说揆一，只要在劝进书上盖一名章，先送五万元，揆一怒斥之，坚不允。”同年9、10月间，刘揆一等人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这是中华革命党在华北地区唯一的言论机关和通讯联络机关，“内容完全是反对袁政府的”。时袁之族侄袁瑛曾在日本入同盟会，与刘揆一有旧，出于爱国义愤，从其父袁乃宽内室窃得藏有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副本，逃往天津，密交刘揆一，迄《公民日报》披露此事后，轰动一时，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反对。11月11日，蔡锷摆脱袁氏羁縻，潜往天津，曾邀约刘揆一同赴云南，策动武力讨袁，刘揆一欲与之同往，但因其母以文字鼓吹“逾于远从军旅之事”相阻，未能成行；但他极力掩护蔡锷，并为蔡代购赴日船票使其由日本绕道去滇，自己仍禀母训留津办报。

　　1916年春，蔡锷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曾通电袁世凯退位，刘揆一因《公民日报》刊登大量反袁言论而于是年3月被查封，于3月26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劝袁世凯退职书》，以与蔡锷相呼应。刘揆一在文中愤怒地指出；袁世凯称帝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渊薮。要消祸弭乱，关键在于袁世凯“一人之退进，则其祸立息”；并警告袁世凯，必须及早“谢绝议事，退隐林下”，以“消国之忧”；否则，如果“犹夷观望，不遽断决”，将“及乎后悔，不亦晚耶？”可见其反袁立场是异常鲜明、坚定的。

　　日军侵入湖南期间，刘揆一隐居湘西洪江。新中国成立后，刘揆一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秋，毛泽东亲自派员到湘潭，邀他去北京晤谈，却因重病缠身，未能成行。次年11月1日，他因患肺疾在湘潭城正街刘烈士祠病逝，葬于该祠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