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始籍辛亥革命志士王训民

　　武昌起义威震敌军的敢死队副队长王训民（1889年—1956年），乳名科成，又名明照，字训民，号灼三。光绪十五年出生在建始县三里乡枫香树村。王训民自幼聪慧，热爱国家，关心时事，一生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奔驰战场，担任过武昌首义敢死队副队长、国民军少将参谋，民国利川及建始两县县长、县征缉处处长、商会会长等军政要职。1956年病故于武昌，终年67岁。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笔者阅读《建始县志》、《建始县晚清至民国志略》，了解到王训民的侄孙、湖北民族学院教授王正贵（已故）曾撰《王训民事略》，又到王训民故居老沟坝找到健在的王正术、王正德两位老人，了解了王训民家史。

　　王训民幼年家境贫寒，随姑父黄学珍在长梁下坝私塾学堂就读4年。他天资过人，12岁时，与长他3岁的表兄黄某出走宜昌，后东下汉口进学，眼界逐渐开阔，思想深邃，语言犀利，读了不少进步刊物，革命热情高涨，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投身革命的抱负，关心国家命运，后来成为武昌首义成功的中坚力量。

　　王训民16岁时，毅然投笔从戎，在陆军步兵队三十一标二营当下士，干事卖力，赢得官兵喜欢。光绪三十二年因防务有功，获六级军功奖。王训民入伍后，接受民主思想，加入“日知会”，又与蔡济民等人同组革命团体“文学社”。这时，王训民任三十一标二营代表，负责与江汉革命党人侯帷东联络，为起义做准备。《建始县志》记载，王训民曾于1909年兼任湖南旅鄂中学堂体操教员，并被学校师生推为革命干事员，与邓玉麟和熊秉坤、金兆龙密商，乘四川争路风潮之机举行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起义。

　　1911年7月下旬，王训民所在部队开往四川驻防，王借故留守，被清军排长察觉，清军暗中监视他，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不得已，1911年10月10日晚，王训民所部仓促起义。

　　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后，王训民立率江汉关卫队在江汉关楼响应，同詹大悲等组织江汉分府，任参谋，率数十名勇士占领蛇山，猛攻清督署衙门，战斗两小时获胜。后来，王训民在自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民荷枪负弹，四路传信，危险万分，布置妥善，率数健儿攻清督署，抵抗两小时之久。头领张彪遁，贼众降逃，督署焚毁，随时布置进行之策。”

　　10月17日，清廷调集河南驻军进攻起义军占领的阵地红砖厂、三道桥。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利，王训民向时任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黎元洪报告战斗情况，黎任命其为督战大员。汉口战事失利，黄克强由广东到武汉任战时总司令，挑选忠实革命党的百余人组成敢死队，同清军殊死战斗。王训民被任命为副队长，在战斗中负伤，黎元洪令其回营休养。仅休息半日，王训民又率敢死队队员到汉口刘家庙夺取敌大炮，转战江汉各路，死守三眼桥16天。因作战英勇机警，他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谋。

　　1912年，王先后升为湖北都督府军事调查员、军事参谋处处长，荣获都督府一等金质奖章和“首先倡议勋业堪嘉奖状”。辛亥革命后，王训民长期在革命军中任职。湖北“拥袁筹安会”成立后，王训民转赴上海密谋讨袁。1916年，王训民在上海受到孙中山接见。次年，广东大元帅府成立，王赴粤向孙中山陈述两湖（湖北、湖南）及长江流域等地的策动情况。不久，王训民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政府混成第一旅二团团长。民国七年，孙中山委其军事委员，嘱令向廖仲恺部长领取200银元活动经费，在川鄂一带开展反北洋军阀斗争。民国十年，王密谋讨伐据汉北洋军阀王占元，因势寡而未果，乃化装逃川。

　　《建始县志》记载，民国十三年元月，王训民被川军第二军第四师独立旅旅长李树勋任命为第二团团长。同年5月，李树勋任川军第二师师长后，任王训民为该师骑兵团团长，次年授骑兵上校军衔。民国十四年李树勋垮台，王训民被解职。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王训民先后辗转于武昌、常德、沙宜、澧州等地进行反军伐和北伐活动，王训民在北伐军王天培部下任少将参军（谋），他对军阀于学忠晓以大义，劝其倒戈北伐，并以沙宜（沙市、宜昌）地方代表身份赴常德与革命军北伐左翼总指挥第十二军军长王天培接洽，约定在鄂西响应。王训民被委任总部少将参军（谋），复回沙宜活动，后又赴澧州催促王天培立即率部占领沙宜，将愿意与北伐军合作的北洋军第八旅旅长潘善斋改编为第十军教导师，潘任师长，王训民任副师长。1927年，王天培被蒋介石以战败及贪污为由处决，王训民受到株连，被解职由皖回鄂。王训民为人谦和，善于交友，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新兵训练处长兼二十一师师长、军事委员会军政厅、民政厅长严立三，财政厅长张难先等结为拜把子兄弟。严立三、张难先得知王训民被解职，选贤任能，举荐王训民1927年赴利川任县长。王训民做官他乡，人生地不熟，难以为继，一年后打道回省府。严立三、张难先再次举荐，1928年春，王训民被省政府派任建始县县长。

　　王正术回忆，1928年正月的一天，王训民带着20多个荷枪实弹的卫兵回老家，看望父母，阔别家乡27年的王训民与父母抱头痛苦，与乡邻谈家事论国是。父母问他结婚没有，他说娶妻生育一女，战乱中死于上海。

　　王训民在老家过了一宿，第二天赴任建始县长。初任地方官吏，对县情不甚了解。当时，号称建始“四大天王”的张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罗裕民不动声色，静观新任县长王训民数月，见毫无拜访他们之意。“四大天王”把持了全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历任县长受其节制。6月的一天，张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罗裕民四人相约，名义上是拜访县长，实则问罪。王训民以宾客之礼相待，发现来者不善，便吩咐卫兵在县衙旁边的小食店煮了四碗豆皮答谢客人，他说自己作为县长平时吃的都是豆皮，如果全县百姓都有碗豆皮吃就很不错了。后来，王训民题书“天理良心”四字，着人立石碑于县城东门坡人行大道旁，告诫人心向善。王训民受“四大天王”地方势力排斥，次年5月辞去县长回汉。

　　1930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郭汝栋委任王训民为该部高级参谋、行营上校副长官。1935年被陆军第十四军军长孙震任命为司令部少将参谋等职。期间，王训民在湖北的阳新、大冶及湖南、川北等地与工农红军肖克、贺龙、徐向前等属部对抗。

　　“七·七”事变后，王举家由武昌迁回建始。曾任建始征缉处处长、商会会长等职。他与军、政、教各界驻建始头目商洽，协同政府筹集抗战经费，宣传抗日，参与声讨日伪省主席、大汉奸何佩瑢的罪行等。他在给吴国桢的祖父、著名士绅吴光承的挽联中写道：“封翁蓄道德文章，祚育孝子贤孙而膺国寄；小子乃心直口快，惟供良心本色以奠先生。”抗战胜利后复迁回武昌原址。解放后，王训民到湖北省文史馆工作。

　　王训民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陶，关心国家命运，功不可没。王训民秉性耿直，为人正派，虽任建始县长时间短暂，但敢于同邪恶作斗争，深受城乡各界群众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