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汉民

　　一、我认识胡汉民先生的经过

　　辛亥革命时期，我曾经多次替革命党人秘密运输械弹。辛亥年（1911年）七月间，有一次我扮作菜贩，到本市五仙门菜栏买菜，将六个手榴弹收藏在菜蔬内，运入城市小东营。这一次，我结识了菜栏的一位称手带洪，之后经常来往，成为好友。1914年3月中旬，我由香港返广州后到菜栏和其座谈。见面后，他同我一起到五仙直街电灯局火箱房，并介绍我认识他的一位堂兄带均（系管理外线的头人）。当时刚巧有电话找带均，叫他立即到陈融公馆（陈融系胡汉民的大舅）修理电灯。我以前在香港时曾会修理电器，所以便一起前往。带均见我对于电器修理颇为熟手，提出请我帮忙几天，我答允了。于是陈融公馆由带均承包的全部电灯安装工程都由我帮忙做，一共做了4天才把全部工程完成。我记得在第3天，正当我在该公馆内客厅安装电灯的时候，有一个后生（即杂工）问我：“师傅，贵姓名呀？”我说：“我叫罗锦泉。”是时客厅旁一间书房内有人叫该后生进去（该后生姓罗名宇，系罗定人，年约30余岁）。随即出来叫我入书房去。原来是时胡汉民先生正在书房内吃饭，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他先问我：“你是罗锦泉吗？”我说：“是，你是陈先生吗？”他说：“不是，我姓胡。”我说：“原来是胡先生，真是失觉失觉。”他点头微笑，随即询问我的履历，我便将我认识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林敬岳、王和顺、温生才、林伍中等以及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情况，简略地对他说知。他说：“我亦知道多少，孙先生已经向我讲过了，原来罗锦泉就是你，想不到今天不期而遇，现在彼此都很精神，大家努力革命吧！”随后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暂时住在竹峰寺（在仓边街东岳庙后，又名竹峰禅院）。”因该寺的住持僧注民是我的契爷。同时我又将早年曾在东关戏院做后生及派“戏桥”等经过对他说知。他说：“怪不得你对广州的路这样熟悉！”接着和他闲谈了一会，我便辞出。到是年（即1914年）旧历4月19日，胡先生着人带信给我，叫我到他家里，因他要到沙面英美领事馆（在东沙路）去交涉收回广九铁路、沙面租界、海关等“庚子赔款”等等，他叫我跟他去做他临时的跟班（即随从人员），一共跟他去过有10多次。同年6月间，我到他公馆见他，他说：“你如果不愿在戏班工作，你可以找我，我一定有位置安置你的”等语。以后他公馆里的电灯，有什么要安装或要修理，总是找我。同时由于我经常在该公馆修灯，所以认识了陈融和伍哲夫（即伍家诚，系陈融女婿）。以后我到豪贤路文园替伍家诚公馆安装电灯时，又获识了胡先生的夫人（通称他为“四姑娘”）和胡木兰（系佛山李海云自小将她送给胡先生做女儿）等人。通过陈融介绍到粤汉铁路工作。从此我就在铁路任职，但仍然做一些私帮，替人安装或修理电灯，陈融及伍家诚的公馆，所有电灯仍系由我负责修理，但没有见到胡先生。广东誓师北伐那年夏季，有一天早上8时许，胡先生叫人通知我到他公馆，和胡先生、胡木兰等一起乘车到小东门中山大学（编者——应为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开会，胡先生带我见了孙先生一面，并谈了几句话，随即开会，一直开到是日下午一时许才散会。开会时先由孙先生演说，以后由胡汉民、余汉谋、朱德、蔡春华等人相继演说。散会时，我和胡先生等人分手告别，以后陈融公馆、伍哲夫公馆等处的水电安装和修理均系由我负责，因此亦不时和胡先生的家人和佣人等见面。是年秋，我到陈融公馆时，胡先生将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一幅字交给我，说是孙先生送给我留念云（该幅字系“一心爱国，革命成功”等数字，分上下两行横写，另加头尾款）。以后我仍继续在广三铁路工作，没有和胡先生见面。直至1934年，胡先生从欧洲回国，由香港乘搭西安轮船返抵本市，当时胡木兰、伍哲夫和卫士岑六、司机沈启同我一起乘车到西安码头迎接，先返豪贤路文园（即伍哲夫公馆）下榻，因是时新河浦胡公馆仍未修建好之故。是年9月间，胡先生派人香港运回水喉、铁管、门锁、门铰等物（系安装他公馆之用），被当时海关缉私队扣留。后来胡木兰打电话告诉陈济棠，陈即着人到海关将被扣各物取回送到胡公馆，并将海关缉私队一个经手人姓曾的撤职了事。是年10月，东山新河浦胡公馆落成，我负责安装水电。同月廿日，胡先生迁入新宅，举行入伙。我送了一幅镜架作贺礼。住在广州时期，每逢星期六下午，必在家中宴客（有时在陈融家或伍哲夫家），每次备有上桌两围，中桌三围，宴客时，我多数在场看管电灯，因此和他家里人都很熟悉。

　　二、胡汉民到沙面与英美领事交涉的片段回忆

　　1914年4月13日，胡汉民派人带信到竹峰寺找我，叫我到陈融公馆，跟随他到沙面英美领事馆（在沙面东沙路，后来已被焚毁），预防他在交涉时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发生时，便由我迅速打电话通知他的家人。当时他乘三人抬的轿前往，我则徒步跟随在后，他到英美领事馆后，我没有随他进去，只是在门外附近留心伺察。他是时任广东都督职务。他向英美领事交涉的是要收回广九铁路、粤汉铁路（原系英商合办）、海关、沙面租界和庚子赔款（白银六百万元）等等。到月底止10多天时间，一共到沙面与英美领事展开交涉了10多次，我每次都跟随他前往。每次约2~3小时，每隔1~2天举行一次，和胡先生谈判的西人一共6~7名，什么名字我却不知。我在外面手持一小茶箩，装一些电线电器等物，扮作修理电灯模样，预防有人盘问时，我就说是要找谦信洋行买办林德超。因他经常到竹峰寺与我的和尚契爷注民谈天，故我认识他，但侥幸始终没有被人盘问过。胡先生最后一次到沙面时（约系是年4月尾），他将2个手榴弹交给我跟他前往，到达沙面牛奶公司附近时，他向我取回那2个手榴弹怀在衣里，然后入领事馆与英美领事交涉。当交涉完毕出门时，有4个西人随他一起出来，其中一名西人与胡先生手挽手并肩而行，胡先生另一只手则插在自己腰间，握着手榴弹，作准备放的姿势，一直步行到沙面东桥时，两人始止步，胡先生即登轿返回公馆去。大约过了2个星期之后，我到陈融公馆修理电灯，才听闻胡先生对陈融讲，讲他已向英美领事交涉取回广九铁路，以深圳为界。并收回广三铁路，沙面租界则以10年为期交还我国，另“庚子赔款”六百万元（白银）则以火车头六辆及三道桥梁的钢材抵偿（三条桥梁即大坦尾、海关口及海珠桥），海关则交回我国办理等语。其后陈济棠主粤时期，建筑海珠桥的材料基本上来源于此，不过这不属于本题范围内了。

　　三、胡汉民被日本人“毒毙”经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而且还继续得寸进尺。当时胡汉民在国民党内资望较高，被陈济棠拉拢到广东替他支撑门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阴谋收买和利用胡汉民，企图通过他来达到侵占我国领土的目的，但由于胡汉民坚决拒绝，因此便下毒手，将胡汉民毒毙。我是当时在场目睹人之一，但因胡汉民之女胡木兰当时吩咐在场各人不要向外宣扬，而陈济棠却不敢追究这事，故当时报章只登载谓胡汉民因病逝世（谓胡汉民在某园与某某人下棋，因突然高血压昏厥不治等语），查实完全是捏造，外间人对胡汉民之死亦鲜有知者，现在事隔将卅年，闻胡木兰尚在世，其他在场的人今多已去世。因此特将胡汉民被日本人谋害的经过真相，公诸于世。

　　1934年胡汉民由欧洲返国，被陈济棠拉拢到广州之后，住在东山新河浦的住宅。1935年，在他被害前的一两个月，我发觉有一个日本人经常住在胡公馆内，胡汉民每逢星期六晚，照例在家宴客，我在是晚照例替他看管电灯，由于我经常在胡公馆走动关系，因此曾见过那个日本人有两三次，但姓名不知。这个日本人当时年约30多岁，国字口面，上唇留一撮一字式须，他用日语对我说一两句应酬话，例如“御早少”（即早晨之意）或“有难少”（即谢谢之意）等语。他在胡公馆居住时期，胡汉民还特地着人在公馆内为他建一日本式的蒸汽浴室，供他每天洗澡之用。这个日本人平时穿西服，但有时亦穿唐装，我因不懂日语，无法和他交谈，胡先生及其家人亦没有和我谈及这个日人，因此无从探悉更多的情况。

　　1935年秋季一天下午约一时许，胡公馆的司机沈启驶车到我家，接我到胡公馆去，谓胡先生要到南温泉开会，要我去看守电机云（陈济棠在从化南温泉建有一所私人别墅，内有机房，装有发电机）。我到胡公馆后，约下午二时左右，胡氏两父女，及他的私人卫士岑六、陈惠诚、司机沈启和我一共六人共乘一车，那个经常住在胡公馆内的日本人和另外3个从未见过面的日本人则分乘两辆汽车，我们的车先开，日本人的车跟随在后，到达从化南温泉陈济棠的私人别墅时，已是当天下午4时许了，晚饭之后，胡氏父女在密室内和日本人开会，直至夜深12时始睡，胡氏两父女合睡一房，4名日本人另睡一房。翌日晨早，我看见该4名日人在别墅外散步，直至上午9至10时左右，始返入别墅内。吃过早餐之后，他们在一间密室内继续与胡氏父女开会，一直到中午12时许，胡氏父女与日人争吵得很厉害，声达户外，我当时闻争吵声便到该密室外之空地，从窗门向内窥视，忽见那个经常住在胡公馆内的日本人在身上取出一樽药水（该樽约有大姆指粗，高约三四寸）倒在两只茶杯里，然后将樽放回衣袋。另外两名坐在胡汉民左右两边的日本人，其中一名从身上拔出手枪，另外一名从身上拔出一把短剑，强迫胡氏父女将药水吞饮（我当时曾观察到，那个常住在胡公馆的日本人和另外一名日本人各怀有大号卧龙曲尺手枪一支，其余2名日本人则各配利剑一把）。胡汉民当时坐在椅上，将药水一饮而尽。胡木兰则站着诈作吞饮，随即拿手帕抹嘴，日本人还要将她的手帕检查，看看有没有将药水吐在手帕上，因她的动作敏捷，没有露出破绽。当我在密室窗门外，窥察到这种情况时，不禁怒火如焚，但当时我因身上没有武器，只得急速跑到车房，将情况告知岑六，即刻会同陈惠诚（均系胡先生的卫士）由车房走入别墅，刚踏入大门时，胡木兰已扶着胡汉民从密室出来，当时四个日本人亦跟在后。胡先生向岑六等人连连摆手，暗示不要开枪。胡木兰则叫沈启赶快开车，各人上车后，沈启即刻加开快车，驶到榕树头时约下午2时许，胡先生在车上已经口吐白泡沫，脸亦变色，胡木兰坐在她父亲身边，连呼亚爹亚爹，大哭不已。是时我和沈启坐在一起，我掉转头急向木兰询问：“小姐，你亚爹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呀？”她一边哭一边说：“亚泉，不要讲！亚泉，不要讲！”当汽车驶到白灰窑（龙眼洞之下）时，胡先生已气绝毙命，胡木兰命沈启驶回公馆去。当时沈启因加速开车，而且系新式私家车，故速度较快，日本所乘的车系旧式“野鸡车”，虽然衔尾追来，但已相隔百数十丈，到马房（即东较场对面）时，沈启将车驶回东山，日本人所乘之车没有再追来，只转向大东门方面而去。当我们车返新河浦公馆时，胡夫人急问何事？木兰哭着说：“亚爹不行了。”于是急忙着人打电话告知陈济棠，陈即命将胡先生遗体迁至中山纪念堂，然后举行治丧。那四个日本人（包括那个经常住在胡公馆时的日本人）从此逃去无踪。日本人所乘两辆汽车的两名司机均系讲广州话的。在别墅时，我曾问他们，他们说是西桥的，即沙面西桥脚的野鸡车店，当时清平路口有两家，那几个日本人由沙面来，毒毙胡汉民后再逃回沙面去，是很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