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孙中山修正《伦敦遇难记》 [投稿]
辛亥革命网 2012-12-28 00:00 来源：原创 作者：滨河居士 查看：
谈孙中山修正《伦敦遇难记》
滨河居士
谈到辛亥革命，不得不谈一个或许被史学界有意遗忘，而事关近代中国历史之真伪的重要话题，即：孙中山在他即将走向人生终点时，煞费苦心地反复修正曾助他登上中国政治历史舞台的《伦敦遇难记》。此为探究辛亥革命真实历史之切入点。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抛砖引玉，望能引得为探究民族真史而笔耕的文人学士关注、研究。以助国人破除孙中山等同辛亥革命，这一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之大误。
一、 孙中山伦敦遭囚及《伦敦遇难记》
第一次“广州起义”后，清廷悬赏1000元通缉的孙汶，自香港经日本绕道美洲抵英国，于清·光绪二十二（1896）年 九月 初四 ，化名陈载之，自投伦敦清使馆，被清吏认出。次日午前，再到清使馆，遭诱捕。孙“无可如何，唯唯应命”（辛亥革命元老吴稚晖《孙中山先生年系》语），囚禁十日。自称日夜祈祷基督保佑，贿看守，得英国传教士康德黎相助，清使馆将其放走。孙中山被清使馆放走后，照康德黎指点，在英国撰写了《伦敦遇难记》（原名《清使馆遇难记》），经英国媒体借机炒作，海外一些人始知“孙文”一名。其《伦敦遇难记》，初以英文本面世，很快传到日本。正欲包装中国革命首席的日本玄洋社（黑龙会前身）头子头山满、日本政客犬养毅指使特务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将其翻译成日文。宫崎得令后，将《伦敦遇难记》更名为《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并附上前言，称孙中山之秘密会党为中国最革命之组织。之后，又写成姊妹篇《三十三年落花梦》，竭尽能事，对孙中山极力吹捧。日本黑龙会《六一新报》连篇累牍，大肆渲染。成为孙中山逍遥海外之招牌，蒙骗革命志士之法宝。
孙中山在《伦敦遇难记》中，叙述了自己曾投身主张君主立宪的少年中国党及纠合全体党员向清廷联名上书请愿立宪，并在澳门入党，上海设总部等事。该书第一章这样写道：
余早年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之存在。此种政治运动，大可以名之曰少年中国党之形成。余以该党宗旨见识宏远，适合时势，深表同情，即报名入党。盖为国利民福计，极欲有所尽力耳。该党原有见于中国之整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推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旧式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少年中国党所由设也。该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原冀皇帝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敝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或能赞助人民此项运动。以是余及其他同志奋然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但结果反令多人受严厉之惩罚。时则日本正以重兵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背全国人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事即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如此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吾党至是始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少年中国党总部确在上海设立。而其实行活动则在广州。
孙中山所称早年在澳门加入少年中国党，指清·光绪十八（1892）年，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前后，在澳门加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立宪保皇党。 观以上文字，可见其少年中国党，为孙中山所谓革命立党前之组织。孙中山早年所立之志，是“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推行新政，改行立宪政体”，“冀皇帝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敝或可奋起。”
二、《伦敦遇难记》之修正
满清被推翻，孙中山在日本人帮助下，得到革命果实后，便处心积虑的修正他那本《伦敦遇难记》。民国七（1918）年，孙中山一组建广东军政府，便“赴沪休闲”，抛出《孙文学说》。民国十二（1923）年初，即死前，又出炉更为荒唐的《中国革命史》。反复、全面修正他那本《伦敦遇难记》。刻意将自己精心打扮成自开始便高举反清旗帜的中国革命首席出场。将那场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描述成由他自编、自导、自演，自收其利之大戏。将所谓立志、立党时间前移、再前移。矢口不谈他早年参加立宪保皇党，参与请愿立宪保清等事，千方百计掩盖那原本就不清不白之历史。《孙文学说》、《中国革命史》可谓孙中山拿手之作，是国人误将孙中山等同辛亥革命之根源。其《孙文学说》第八章首段这样写道：
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宗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接着，孙中山完全有别于《伦敦遇难记》，这样叙述自己所谓三十年“革命”历史：
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余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录之无遗。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事体日繁，附和日众，而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笔录于兹篇。当俟之修正革命史时，乃能全为补录也。予自乙酉（1885年，作者注）中法战败之 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色有郑士良号弼臣者······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学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实效。不图风气未开，人心固塞，在檀岛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阴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则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阴南及二三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下略）
《孙文学说》以“道听途说之辞”，否定各国文人学士关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以示自己著述之权威。将同盟会之前，除自己外的反清革命活动一概隐去。以“二十余年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之由，修正那《伦敦遇难记》，“以辅事实”。将《伦敦遇难记》所述的所谓自己参加“革命”时间，由1892年，提前到1885年；所立之志，由立宪保皇改为“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且“十年如一日”；可笑之极的四、五人返国，“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
1923年初，出炉的更荒唐的，居然以《中国革命史》命名一书，在第一章对《伦敦遇难记》所述的所谓“革命”史，又作了这样修正：
立党乙酉以后，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原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下略）
看过这类文字，着实令人费解。《中国革命史》将《孙文学说》的“乙酉立志”，再改为“乙酉立党”。革命人数由“几为余一人”，改为亲友数人，再改为“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 其乙酉立党与九年后的甲午立党有何不同，所持的“革命主义”是否一样，让人不能得知。那一人及亲友数人也可称党？数典忘祖的下流社会之会党，也只得靠没有数典忘祖、嘴上喊着“平等、博爱”的上流社会的孙中山利用？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对《伦敦遇难记》“特修正，以辅事实。”
三、孙中山为何反复修正《伦敦遇难记》
民国前，孙中山著述并不多见，他的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反清革命宣传鼓动，桃色事迹倒是一绝。许多标榜“以我为核心”之著述为民国后所作。据曾任过孙中山机要秘书、民国稽勋局长的冯自由《革命逸史·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记载，民国前，孙中山并未主办革命报刊。该文收录的开国前革命图书名目115条，属孙中山所著的仅有甲辰年，美国人孙逸仙的《支那问题之真解决》。在115条著作名目中，有陈天华的5条、陶成章的4条、可确定为刘静庵所著的4条。该书目即使将明末清初王船山的《黄书》、立宪派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述收录其中，也未收录孙中山那《伦敦遇难记》，想必自由先生定有其中道理。日知会在武汉、上海等地既有自己的报刊，又有印刷厂，印制、散发的大多是日知会员自己创作之著述，如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刘静庵的《训兵谈》、《作新民》，吴贡三的《孔孟心肝》等，不可能推销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之孽论。可见辛亥革命前的反清革命宣传，孙中山并非主力，更非旗手。
民国成立后，可谓要务缠身的孙中山，却舞文弄墨起来，充当历史学者，尤其绞尽脑汁修正他那本《伦敦遇难记》。这究竟为何呢？《孙文学说》称，因各国文人学士类多道听途说，而《伦敦遇难记》无以追溯革命之缘起，故修正之，“以辅事实”。历史真是这样吗？
满清被推翻，当了三个月南京临时总统的孙中山，残害革命党人，解散革命武装后，应袁世凯之招，赴北京，拜望安慰隆裕太后，称，清帝退位，袁世凯 掌权为“尧舜相让”。此“尧舜相让”启不与他那“和平渐进”之说一脉相承？
日知会员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断言：“辛亥武昌革命，各省纷纷响应，皆吾党同志主持。”曾与孙中山齐名的“四大寇”之一尤列在《对时局之宣言》一文中曾言：“满清倒而民国告成，革命初次成功，端赖国民之力，我党人不过负矢之劳耳。”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庚戌辛亥二年间，东京同盟会本部之重要职员仍为刘揆一、何天炯诸人。及武昌革命军起，各省踵之，留东党人乃纷纷内渡，参加实际工作，而民国遂以告成。于是乎同盟会党纲之三大主义，形式上乃毕其二焉。”难道张难先、尤列、冯自由也是道听途说？
《孙文学说》出炉后，割据广东的孙中山又居然恬不知耻的组织修编“民国史”。总编蔡元培、编辑张相文致函孙中山，建议其饮水思源，不忘根本，将秘密会党，辑为《国史前编》，以示民国开创艰难，恐昔年事迹日益淹没。正是以“会党”之辞打压革命党人的孙中山，怎会承认被他以满清口吻称为下流社会的会党与同盟会之间的瓜葛，更不可能肯定会党对辛亥革命之功。回复：不以秘密会党之史“杂厕民国史中”。
由此可见，孙中山反复修正《伦敦遇难记》，并非“以辅事实”，而是处心积虑的颠倒混淆历史，将那场本不属于他的革命之功全部收归己有。
民国元年冬，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设“武昌日知会调查记录所”，欲创修《日知会志》，以日知会员孙武、蔡济民、季雨霖、熊十力主所务。调查所开展了调查活动。后来，孙中山挑起的南北战争爆发，修编《日知会志》搁浅。更给利欲熏心的孙中山编造篡改历史，将日知会湮灭于历史长河可乘之机。
从孙中山反复修正《伦敦遇难记》分析，此举，主要针对以刘静庵为首的日知会革命党人。那袁世凯乃借革命党人之力，逼清帝退位，且复辟帝制，不难一言打倒；黎元洪可以革命党人逼着革命之词，不难推翻；黄兴等人对他那“革命首席”构不成威胁；其他人有的或称“教育救国”，或称“实业救国”，与“革命救国”不可相提并论。而刘静庵举反清义旗，倡共和国体，比孙要早，且一直战斗在与满清正面交锋的最前沿，即使被捕，坚持反清，尽管已死，灵魂依在。要除刘静庵，只得灭其灵魂。为收革命全功，彪炳青史，贪得无厌的孙中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窃得革命果实后，放弃不可能比杜撰历史更重要之要事，充当历史学者，亲自杜撰历史。居然以“秘密会党”之口实，打压刘静庵。以他年龄比刘稍长为由，将自己革命立志、立党时间前移、再前移。同时，以同盟会总理之名，将日知会收为同盟会旗下之组织，否定日知会此前之历史，功归己有，罪由他受，那推翻满清之功，便水到渠成归为孙有。刘之功劳能有几何？若以《伦敦遇难记》所述，早年参加立宪保皇，其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不可能为他孙中山首倡。那场革命之功，对孙中山而言，又有多少？要收革命全功，只有除掉政敌，掌握话语权后，一切皆有可能。那段历史，也正是由他那“以辅事实”的反复修正，被弄得面目全非。而真实的历史，反倒令国人难以置信。
那场并非以和平渐进方式，而是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始源于中国武汉，并非日本及海内外其他各地。革命的直接动力，是不堪忍受腐朽没落的洋人朝廷——清廷残酷压迫的中国民众。是国内革命党人领导民众前赴后继，浴血与满清正面交锋的结果。
清军入关后，国内反清斗争随之而生，且延续不断。太平天国革命将其推向了高潮。失败后，国内反清革命从公开转向秘密，火种未曾熄灭，尤其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等地革命活动此消彼长。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更深重灾难，民众惨遭更大疾苦，国内矛盾更加激发，反清革命日益高涨。在慈禧“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也不失之家奴”思想支配下，满清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为赌注，求得列强支持，苟延残喘，采取各种手段，不遗余力镇压反清革命。以刘静庵为代表的国内革命党人，正是在那严酷的环境中，为挽救民族命运，领导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国内反清革命斗争。
刘静庵（1875——1911），原名刘世文，乳名贞一，字静庵（敬安），别字家运，湖北潜江梅嘴人。年少耳闻目睹民族民众惨遭的深重灾难，放弃科举为官之念，立志以推翻清廷，挽救民族于危难，拯救民众出火海为终身抱负。在一博学多才，精通中西文化，能文善武的隐士引导下，走上反清革命之路。清·光绪十五（1889）年，落脚美国武昌圣公会，正式开始反清职业革命生涯。凭着渊博的学识，过人的胆识，卓越的领导才能，经多年努力，逐渐将全国各地反清革命组织联合统一起来，以美国圣公会为掩护，创建了中国最早、最大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日知会，提出了革命救国，建立五族共和国家，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的革命主张。到清·光绪二十六（1900）年初，革命团体日知会已遍布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等地。以武汉为中心，以上海为前哨，以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为重点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格局基本形成。乙未（1895）年九月，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横滨一张日文报纸上，见到“革命”二字，深为好奇，之后，便将自己的活动称之为“革命”。这是刘静庵等人在国内领导反清革命多年以后之事。
庚子起义失败后，刘静庵痛定思痛，为减少民众因战争带来的灾难，创造了以满清之力推翻满清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路。亲入虎穴，率领日知会革命党人策反满清武装；首创了在满清军队建立革命党人党代表制度等壮举。兴办革命学校，创办革命报刊，组织集会演讲，呼唤民众觉醒，革命火种遍传全国。
由刘静庵策划组织的甲辰（1904）年秋“两湖起义”，计划由黄兴任总指挥，组织长沙暴动。趁慈禧寿辰，在长沙万寿宫装一大炸弹，待湖南文武百官到场行礼时，引爆炸弹，将其一网打尽。届时，由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组成的五路人马同时行动，分兵占领长沙、南昌。当张之洞调兵镇压时，湖北武汉即刻动手，让张之洞首尾不能相顾。江浙等地也同时配合行动，从而控制长江流域，进而推翻满清。在举事前十余日，长沙暴动计划泄密，起义流产。为便于长沙暴动联络组织人马，由部分日知会员组成的华兴会就此解散。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等人逃亡日本，但并未脱离日知会。为配合“两湖起义”，江浙日知会员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组织江浙等地日知会员及日知会外围组织骨干成立的光复会，活动更为隐蔽。陶、徐、秋等人逃亡日本后，也未脱离日知会。以“科学补习所”而称的武汉日知会及上海、南京、杭州、安庆、九江等地分支机构在刘静庵等人果断处置下，安全转移，日知会免遭浩劫。
到光绪三十二（１９０６）年春，日知会不仅遍布全国各地，而且渗透海外。刘静庵见革命声势大振，运动新军渐告成熟，革命更大高潮已经来临，便与日知会领导人计议，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推翻满清，建立五族共和国家。这年，自五月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受灾，尤其长江流域数省受灾严重，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各地官府不仅不济贫赈灾，安抚民众，反而趁机哄抬粮价、盐价，暴征官税，激起民愤。刘静庵等日知会革命党人抓住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绝好时机，奔赴各地，组织会党，发动民众，伺机大举。因苦于缺乏经济支撑，刘静庵在派吴崑到香港找黄兴筹款无果的情况下，再派朱子龙、胡瑛等人到日本，找常年逍遥海外，当时正在日本东京的“政治基金募集人”孙中山筹款。日知会实情更充分暴露。十月十九日，由日知会组织发动，自太平天国至武昌起义间最大规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在援款迟迟不到，起义时间一再推迟，导致数名起义领导人被害的情况下爆发。上十天时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十万人。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早已得知准确情报的清廷，迅速调兵遣将，起义军在空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月余被早有防范的清军镇压。原计划的武昌起义就此流产。袁世凯得到幕后黑手通过日本间谍提供的指认国内反清革命组织总渠魁刘家运就是刘静庵的情报，及幕后黑手收买的与其臭气相投的贪权、贪名、贪财、贪色、卖国的日知会内奸郭某作向导后，撒下天罗地网，将多次机警躲过满清官府追捕的刘静庵抓获。到日本找孙中山筹款，空手而归的朱子龙、胡瑛、梁钟汉回到国内，刚踏上湖北土地，便与日知会其他几名领导人相继被捕。日知会惨遭重创。
日知会尽管惨遭破坏，但会员化整为零，有的就地变名恢复革命组织，有的潜往全国各地，发展革命组织，领导反清斗争。
刘静庵等人被捕入狱后，在狱中创建的中华铁血军，依然领导着全国反清革命斗争。通过几条内线，一直与省内外革命党领导人保持联系，精心策划武昌起义。刘静庵临终托付革命党人、狱卒潘季贞转告革命同志“吾死，清廷必懈怠，趁机举事，可成吾等覆清夙愿。”辛亥五月十六，被曹亚伯先生誉为“武昌革命唯一先哲”的刘静庵先生惨死狱中。死时，狱友、狱卒皆抚尸痛哭，如丧考妣。狱外同志得知消息，无不同声悲戚，誓为死者复仇。
刘静庵死后三月，由刘静庵等人狱中策划，日知会及变名后的共进会、文学社等组织策反的湖北新军，终于发动了武昌起义，拉开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序幕，随着各地纷纷响应，满清王朝在全国革命的熊熊火海中土崩瓦解。这场革命，绝非擦枪走火的一枪一炮之事，而是日知会革命党人前赴后继，长期斗争的结果。被清廷和日本人称为下流社会的日知会外围组织哥老会、洪江会等，是这场革命之主力。
武昌起义爆发，完全出乎将日本作为第二故乡，入籍美国，一直在日本人掌控之中的孙中山之意料。这年7月16日，远在美国的孙中山给日本祸华精英宗方小太郎写信，称:“我将日本视为第二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 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令人遗憾。”当孙中山从美国报纸上得到武昌起义消息，既不敢相信，又左右为难。（此时的他，不可能干“刷盘子”之事。“孙刷盘子说”，倒让人觉得孙中山趁国乱收敛的钱财真的全都用在了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此次起义，他即出乎意料，事先又一无所知。得到日本幕主意旨后，他转往欧洲，打通“日本帮助中国革命”之关节。在孙中山从欧洲经香港抵上海时，国内武装推翻清廷战争已经结束。在日本人帮助下，当上南京临时总统的孙中山，不仅与日本人勾结卖土地、卖资源，更使出拿手之招：残害革命党人，解散革命武装，替满清报了一剑之仇。无数革命志士由满清王朝的掘墓人，变为满清王朝的陪葬品。随着陶成章、宋教仁等众多革命党领导人惨遭杀害，那原本敢讲几句真话的章太炎不得不收敛躲藏起来。屈服日本人淫威而附和孙中山的黄兴，不得不退出政坛，皈依基督。
那场革命，若不实行暴力方式，与列强狼狈为奸的满清，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若以那《伦敦遇难记》之说，常年逍遥海外的孙中山既不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首倡者，更不是什么“尧舜相让”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为将革命之功收归己有。只有靠抢得话语权后，在篡改历史上大做手脚。充当历史学者，残害刘静庵等英烈灵魂。居然以自己不清不白之历史，作为中国革命史。他之所以容日后相当时期反复修正，是将政治对手收拾干净，其荒谬之说才有市场。这也是澄清那段历史的另一佐证。
四、《伦敦遇难记》及修正之纰漏
以那《伦敦遇难记》之说，被清吏诱捕后，“无可如何，唯唯应命”的孙中山，居然因祈祷基督保佑，向看守行贿500元，被放走。而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炫耀，清廷通缉他的悬赏金曾达到70万（10万英镑）（该书还说，有50万英镑可推翻满清。）他在广州组织暴乱，是杀头之罪，抓到后，怎会因行贿几百元就放走。再说，即使在英国不好杀他，在他处又何尝不能。丙午，日知会领袖刘静庵等人被清廷抓获后，将生死置之度外，受尽非文字所能描述之酷刑，尽管美国外交部驻清使馆出面，清廷在奸人怂恿下，就是不放刘静庵。曾担任过满清知县的日知会员禹之谟，因丙午六月湘乡盐商哄抬盐价，官府暴征盐税，组织民众抗议，被清吏抓获后，暴施酷刑：针刺爪甲，倒悬其身，烟熏口鼻，铁烙君肉，割舌断指，全身焦难，目不忍睹，难逃一死。曾与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的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多次死里逃生，也未逃出清廷魔掌，在香港遭到暗杀。而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则可以独来独往于世界各地，且肆无忌惮。光绪三十一（1905）年，孙中山在法国巴黎，居然将欧洲革命党人名册放在一旅馆，被王发科、汤芗铭窃走，交清廷忠臣、驻法大使孙宝崎。孙宝崎反将王、汤训斥一番，令其将名册交还孙中山，否则取消留学官费。
《伦敦遇难记》尽管掩盖了孙中山许多见不得人的历史，倒有只言片语真话，即：他早年曾主张立宪保皇，自投伦敦清使馆遭诱捕后，乞求基督保佑的仅是一己之命，未曾表现出普通革命者之风范。而那《孙文学说》、《中国革命史》等则满纸荒唐。
清·光绪十一（1886）年（即孙中山所谓乙酉立党之后的第二年），20岁的孙中山从香港中央书院（中学）毕业后，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次年转入由清廷重臣、两广总督李鸿章资助的香港西医书院。清光绪十六（1892年）7月，孙中山从该校首届毕业，获学士学位。此期毕业，仅孙中山与江英华两人。其师康德黎请港督和英国驻华公使出面举荐，李鸿章命两人候缺，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月俸五十元。此“钦命军牌”是李鸿章替清廷收买特务所授之职。孙中山获此钦命后，起初，在澳门开了一家药店，由小妾陈粹芬打理，他自己则“悬壶于澳门、羊城等地”。
清·光绪二十（1894）年春节，一直候缺，仅有月俸，未获封官的孙中山，企求获得清廷、李鸿章重用。回翠亨村，在家闭门修书，撰写了洋洋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不遗余力地美化清廷之治：“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并竭诚要为清廷尽忠、效力。 乞求“每欲以管见所知，直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同年6月，孙中山携《上李鸿章书》，由陆皓东陪同，北上天津（未到武汉），受到李鸿章在私宅召见，得到特殊任务。是年九、十月，上海《万国公报》登载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由此可见，孙中山不仅早年参加了立宪保皇党，且有与清廷、李鸿章勾结，亟待解开的众多历史之谜。
《孙文学说》在修正《伦敦遇难记》中称，那场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之行动，运筹者仅包括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未曾提到被他日后称为慈母的日本海军省驻香港特务梅屋庄吉等日本人。实为掩盖历史真相。
孙中山在天津受到李鸿章召 见后，回到香港，便与梅屋庄吉等人商议在广州行动之策。梅屋许诺孙，由孙组织人马，他出钱出枪。得到梅屋许诺后，孙中山经日本往美洲檀岛筹集钱款。梅屋庄吉早年曾到过中国上海等地，后被日本海军省招为间谍，经严格培训，甲午日本侵华战争前的1893年，受日本海军省派遣，到香港组织间谍机构，以照相为名，在中国广东沿海、香港、新加坡等地从事间谍活动，为日本军部收集情报，网络亲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本欲利用制造中国国内动乱，赢得战争更大主动，梅屋庄吉等日军间谍，按日本军部意旨，活动更加猖狂。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清廷以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惨重代价，与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握手言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闽粤等地尤为激烈。日军占领台湾，受到台湾人民殊死抵抗，闽、粤等地成为台湾人民抗击日寇的坚强后盾。此时，清廷与日本由战争之敌，变为盟友，狼狈为奸，采取极其阴狠的手段，联手镇压反清抗日民众。
此次行动中，梅屋不仅准备了600支短枪，多次带孙中山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与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密谋行动之事，而且带孙中山深入广东沿海一带，找自己以做生意为幌子，认识的一些反清义士，煽动举事，引蛇出洞。中川也多次将孙中山请求日本政府给予枪械、钱款之事，报告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长元敬。所谓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的整个行动完全在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掌控之中。
所谓第一次“广州起义”，计划于乙未（1895）年九月初九举事，孙中山组织人马百余人，攻占广州府衙。打出的旗帜是，指使陆皓东按日本玄洋社的青天白日旗制作的旗帜，口号是“除暴安良”。举事前夜，早已得到准确情报的清军，将各路义士消灭在进往广州的途中。陆皓东、朱贵全等众人丧生。漏网之众，清廷也录之无疑。梅屋庄吉引蛇出洞后，销声匿迹，其准备的600支短枪被清军搜去。此即为“广州起义”。他是一次典型的中外反动势力，采取卑劣手段，联手镇压不堪忍受满清种族歧视、丧权辱国，列强欺辱的中国民众的残暴行动。
清·光绪二十六（1900）年的所谓“惠州起义”与那“广州起义”极其相似。
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人民面对残暴的日寇，不屈不饶，顽强反抗。三任台督无可奈何，日本政府得不偿失，欲将台湾卖给法国。甲午战争日本陆军直接指挥官儿玉源太郎请命，收拾台湾。1898（日·明治三十二）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儿玉为第四任台湾总督。
儿玉到台后，亲率日军疯狂镇压台湾抗日民众。抗日英雄柯铁挑选200余身怀绝技之精英，组成游击队，采取游击战术，与敌周旋，利用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出奇制胜，以极少的代价，一次次给号称日本陆军战神的儿玉源太郎亲率的倾巢而出、20倍于己的日军以重创，收复大片失地，振奋台湾民众。令儿玉万分沮丧，一筹莫展。日本浪人为其献计，暂缓武力进攻，骗其划地而治，采取釜底抽薪之策，待收拾闽粤等地后援，再予剿灭台湾匪徒。
庚子6月，北方义和团形成高潮，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派兵最多的日本，趁机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剿灭台湾抗日武装后援，图谋福建等地行动。
正在日本人蠢蠢欲动的同时，甲午战争中，命令清军放弃抵抗，北洋水师躲藏威海，致全军覆没，后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的李鸿章极力配合。以在广东独立为幌子，出资十万两白银，由常与孙中山联系的幕僚刘学询出面，与之交涉，再演百人攻占广州府衙同样一戏。据日人内田良平在《中国革命》一书中回忆：“6月17日晚，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至香港的军舰，赴广州登岸至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宅邸会面。宫崎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赦免孙的罪名，二是给予白银10万两。刘当即应允第二点。后向李鸿章报告。李回复关于孙的安全，不仅要向日本人士保证，还要奏请太后特赦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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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人支持下策划惠州暴动。照片为玄洋社成员在东京合影。左起：末永节、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小山雄太郎、清藤幸七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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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８日，孙中山化名吴仲，与平山周、山田良政等日本军部间谍到台北，拜会儿玉和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密谋10月8日惠州起义具体事宜。儿玉许诺，给孙提供两个师的武器装备。当孙中山要求借款时，儿玉怂恿他，率起义军打到厦门，抢劫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储备金，作为日军出兵占领福建之借口。
１０月８日，由郑士良任总指挥的惠州起义爆发。孙中山与日本人在台北遥控。日本人引蛇出洞后，再度静观清军好戏，许诺起义军枪械，不过诱饵。见洋人闻风丧胆，镇压国内反清革命丧心病狂的清军，早已得知情报，将各路义军剿灭。台湾抗日组织的坚强后盾——闽粤等地反清抗日组织因受蒙骗，随之消失。台湾抗日武装，因失去祖国大陆支援，陷入绝境。
光绪二十八（1902）年，台湾抗日民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全部惨遭儿玉总督府诱杀。其功，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国革命史》等著述中不可能这般记载。而那历史的事实是，一直剿匪不断，且与日本人长期勾结的清廷封疆大吏李鸿章，出资10万，绝不是勾结他所称之匪，背叛他效忠的主子，在广东独立所为。日本人也绝不可能无任何企图，支持在中国毫无根基的孙中山，在广东割取对日本已俯首听命的清国之地。他们所仇视的是那些不堪忍受双重外辱，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民众。这就是不仅日本，而且清廷、李鸿章也资助的“惠州起义”。
《孙文学说》称，同盟会成立后，事体日繁，附和日众。历史真果如此吗？
光绪三十一（1905）年7月15日，孙中山应日本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日军间谍宫崎滔天之招，匆忙从法国赶回日本横滨，在陈少白寓所与黄兴等人相见。密谋以日本“国民同盟会”之名，成立“中国同盟会”。因黄兴曾中日本黑社会圈套，有债务纠葛，得宫崎滔天“相助”。宫崎、内田逼黄兴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月底，同盟会在日本东京黑龙会会所成立。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记载的参加同盟会初次成立会议的40余人，大多为流亡日本的日知会会员，并非同盟会成立后，附和孙中山开始“革命”者。这些会员，加入同盟会后，并未脱离日知会，且成为同盟会未被完全日化之中流砥柱。日本黑龙会核心成员大多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如：会长内田良平，日军间谍宫崎滔天、平山周、末永节、宣野长知，黑龙会间谍和田三郎、清藤幸七郎以及日本海军省间谍梅屋庄吉等。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北一辉也于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日本浪人魔王头山满既是日本黑龙会、又是中国同盟会实际幕主（同盟会未设会长之隐情就在于此）。中国同盟会实际为日本黑龙会操纵之组织。在同盟会成立会上，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政纲，众人反对。同盟会成立时，主要文件由日知会员、革命党大文豪陈天华一手草拟。同盟会成立后，仅初期开过几次会议，并未组织实际行动。所设各部，除执行部中的庶务部曾中断两年，延续至辛亥革命，其他各部或形同虚设，或不到一年自行消失。虚有其名的同盟会，根本不可能取代日知会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盟会自成立，作为总理的孙中山也并未照理同盟会事务。不久，孙中山将日本黑龙会会旗——青天白日旗作为同盟会会旗，黄兴见孙中山投靠日本太过露骨，劝孙修正，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争执不过，离开日本，前往南洋。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载，一些革命志士见孙中山对黑龙会头子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行跪接跪送的黑龙会帮规之礼，对孙中山极为鄙视。
丙午冬，国内日知会遭破坏后，海外同盟会随之四分五裂，名存实亡。主要靠日知会在国内发行的同盟会门面招牌——《民报》社陷入绝境，孙中山袖手旁观，不与接济。令章太炎、张继等人极为愤怒，联络陶成章、田桐等人开展倒孙行动，罗列孙中山罪状：被日人收买、乾没巨款、卖国卖友、背本忘初、见危不振等，制成传单散发，遍传南洋等地。面对众人谴责，孙中山无言以对。
光绪三十三（1907）年6月，离开日本不久的孙中山为筹备广东钦、廉二州起义，委托日本间谍宣野长知到日本购买枪械。宣野在日本间谍宫崎滔天协助下，在日本购得早已过时的村田式“快”枪2000支，每支带弹600发，准备运至白龙港起岸，供起义军使用。章太炎发觉后，指责孙中山购买废旧枪械，欲将革命同志白白送命。发动张继、宋教仁等人，并联络香港《中国日报》，制止购置废旧枪械。钦廉起义在王和顺攻克防城，因武器不到的情况下失败（之后两广一带起义也是如此。要么购买废旧武器，要么起义发动后，许诺钱款迟迟不到）。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反将责任推到章太炎、宋教仁等人身上，令其以后不得干预军事问题。“专任宫崎寅藏一人”。
孙中山独断专横，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恶果，引起海外同盟会更大范围众怒，强烈要求孙中山引咎谢罪。后宫崎滔天逼黄兴为孙中山说话，孙中山那徒有虚名的同盟会总理得以保留。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对孙中山向日本黑龙会头子行跪接跪送之礼极为鄙视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皖抚胡人恩铭，被捕后，清吏审讯他是否受孙中山指使。徐公慷慨陈词：“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
光绪三十四（1908）年，孙中山在日本人支持下，潜回日本，纠合汪精卫、胡汉民、陈其美等心腹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此中华革命党方可谓真正之孙党，也可谓孙中山建党之始。孙中山在南洋一段时间后，南洋一些革命党人也对他反感。眼看自己在南洋势力不保，便向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杀出回马枪。次年8月，孙中山派汪精卫、胡汉民到东京，将章太炎执掌的《民报》社夺到手中。之后，《民报》成为专为孙中山虚张声势之工具。此时，海外同盟会实际已经解体，由刘揆一、何天炯恢复的庶务部，不过是一影子。只是孙中山仍以其名，招摇海外。
同盟会解体后，内地以“同盟会”而称的革命组织，如：“中部同盟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等，是内地革命党人的同盟，在组织、纲领、旗帜等各方面与徒有虚名的孙中山的海外同盟会无任何关联。许多领导人对孙中山要么回避，要么仇视，不可能接受他的领导。如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的宋教仁称其为“跋扈的野心家”、“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湖北军队同盟会由刘静庵直接发展的日知会员、潜江老乡任重远组织。刘静庵等人被捕，日知会惨遭破坏，不可能不让一直战斗在满清心脏的革命党人觉得事出蹊跷，心生戒备。更不可能与孙中山的海外同盟会有任何瓜葛。
致海外革命党人回国葬身的“1911·3·29”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孙中山经日本逃往美国。按母舅杨文炳建议，依附洪门的孙中山，要求逃亡海外同盟会员，降低辈份，加入洪门，对洪门会中人以长辈相称。孙中山在洪门被封“洪棍”，即洪门山堂小喽啰之头领。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称，待修正革命史时，将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全为补录。他真的都全为补录了吗？由他组织的“黄花岗起义”，连他的同盟会死了多少人（不谈被他所称的以钱买命的下流社会之会党）都不清楚，何谈全为补录。那被他称为下流社会的会党又如何能进他的《中国革命史》？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曾对孙中山给予重大帮助的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在上海找到不久前之“洪棍”，摇身一变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要求孙中山的临时政府给致公堂以名分。被孙中山推来推去，糊弄一番。黄三德无奈，愤然离开上海。事隔不久，由孙中山挑起的南北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再度厚着脸皮找美洲致公堂筹款，支持他与袁世凯争夺权利的战争，险些被美洲爱国华侨用唾沫淹死。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国革命史》等著述中，故弄玄虚，极力渲染了他的三大主义，即冯自由归纳的“三民主义”。其实，这三民主义并非孙中山原创，是孙中山从日本人那里搬来愚弄中国民众之说辞。其民族主义的“驱逐鞑虏”，源自日本祸华精英宗方小太郎，在日军占领台湾时之言，意即：将满人赶出台湾。比日知会之主张：推翻清廷，汉满等各族平等格格不入。其民权主义，系日本玄洋社为培植势力，糊弄日本民众之说词；其民生主义是任何政党之必备，不能保证民生，只能称之为匪，也被孙中山充之为他的三大主义。孙中山又是如何践行他的三大主义呢？
其民族主义，张难先、尤列、冯自由等人在各自著述中已作诠释，推翻满清不是他孙中山。
其民权主义，仅以他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可见一斑。民国三（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人操纵支持下，以宋教仁被害为借口，贼喊捉贼，与袁世凯争夺权利战争失败后，逃到日本。因既铲除众多异己，又有头山满、犬养毅等日本人作后台，显得底气十足。是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叫嚣“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即孙中山自己），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分成三级，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如有二心，甘受极刑。”“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活脱脱党阀独裁者之言论。此党阀独裁者能给民众什么权利？
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主义，更让人难以理解。民国七（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对专横跋扈、连年挑起战争的孙中山极为厌恶，欲将其赶出广东。逃到军舰上的孙中山，置百姓死活于不顾，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都署。舰长恐伤及无辜，坚持不肯开炮。孙中山勃然大怒，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无数平民就此丧生。这就是他所宣扬的民生主义！更有那由他以钱买命的反清志士，由他为争夺权利，挑起的连年战争死难之民众，尤其是那惨死于日寇铁蹄下的难计其数之生灵。
孙中山所奉行的并非他愚弄民众之三民主义，而是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他早年参加的日本玄洋社，便是日本“大亚细亚主义”重要策源地。孙中山勾结日本，祸害中华，史上无人可及。仅从他在民国二（19130）年与日本政要桂太郎密订的《大亚细亚计划基本方针》，足见孙中山全部历史之一斑，其他任何说教都是苍白无力：“日本在亚洲地区行使独立自主的外交，将中国之事完全交与孙文，加强与孙氏策划亚洲各民族独立与联系。”更不谈他与日本人签订的《中日密约》、出卖满蒙等罪状。大量历史资料显示，孙中山除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并未带来任何什么。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源自孙中山的有关那段历史的荒谬之说也有百年。让人始终难以明白的是，孙中山当年究竟积攒了多少钱财，来打赏后世附和他荒谬之说的文士墨客？难道当今中国仍是那独裁者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