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沉思：述论黄钺将军之革命英迹(2)

　　辛亥革命前，东南各省民主革命斗争形势高涨，民主共和思想也已广为传播，可以说革命潜流已成百川归海之势，但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因山川四固，风气未开，民主革命运动还未能有所发展。所以，当时为了在中国西北地区点燃革命烈火，黄兴和同盟会诸成员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特派黄钺去甘肃传播革命火种，并开拓革命阵地以呼应东南地区的革命，最终南北共同举事，解放全国。当时黄钺欣然受命，于1911年7月，前往甘肃兰州，并以清廷候补道及故人之子（陕甘总督长庚与其父黄万鹏为旧交）的双重身份拜会了当时的陕甘总督长庚。见面后，二人畅谈一番，长庚赞其“文武兼资，才堪疆寄”，特命黄钺为“散秩大臣、记名提督、任甘肃新军教练公所军事参议官兼混成协协统”，建节皋兰，“综理兵备”。[4]于是黄钺便利用这些合法头衔，暗中物色革命同志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两个月后，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当时全国诸省皆纷起响应，而在北方地区最先响应革命的是陕西省。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在革命党人张凤翙等人的领导下，驱逐了陕西巡抚钱能训、西安将军文瑞等人，并宣布西安独立，成立了陕西军政府。当时由陕西逃至甘肃平凉的前陕甘总督升允急电清政府，请求速兴兵勤王，清政府随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全权负责镇压革命。当时升允迅速调集了张行志、陆洪涛、马安良等各路军队去围攻陕西新军，面对如此复杂竣破的局面，当时黄钺首先想说服长庚，阻止其出兵援陕，保持中立，以减轻陕西新军的压力，他认为“若陕不保，则西北可危，西北一危，则东南孤立，共和之局，终难大定。”[5]但可惜当时却未能达到目的，长庚在甘肃巡警道赵惟熙、法司彭英甲等人的怂恿下，很快便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攻陕，并迅速组建了一支由所谓“精锐西军”（马安良部）、“壮凯军”（张行志部）、“振武军”（陆洪涛部）三部分组成的“甘肃东征军”，决定以此三军分别从陕西的长武、凤翔等几个方向，直逼西安，剿灭革命。当时黄钺左右为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就在此时他忽然接到长庚的命令，命其招募一支军队以资防守，驻防秦州（今甘肃天水）。是年11月，黄钺率甘肃骁锐军六营前往陇南布防，名为堵击陕西革命军，实则是司机应变，但其中由崔正午所率的回军5营，表面上是归黄钺统领，实际上却处处与之掣肘。到秦州后，崔正午便立即率其部投到了张行志麾下，所以当时黄钺直接指挥的兵力仅300余人而已。部队当时驻扎在秦州城北的泰山庙，黄钺本人则居于秦州城北关的两湖会馆，不久黄钺便迅速联络了陇南一带的驻军（包括当时已开抵汉中的四川援陕部队李树勋部）及当地的一些进步青年（董戒、肖润生、张衍荪等人）及开明士绅（张世英等），同时派员与西安的张凤翙、张云山及成都的尹昌衡等人联系，请求尽快支援秦州起义，以遏制甘军攻陕的严峻的态势，且又派黎兆枚、周昆等人去运动秦州城内的防军共同举义。在进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起义准备工作终于有所突破，且当时陕西革命军相继失利，西北共和革命的局面已到了极其紧要的关头，正如黄钺后来回忆说：“钺念陕甘之兵一日不解，即共和之局一日不定。盖东南和战，视西北为进止。是时，宗社党有欲保潼关以西，冀幸作小朝廷偷活旦夕者。甘绅刘尔炘、张林焱等，因谬倡迎銮之说以附和之。群奸汹汹，官绅皆敌。”[6]随后黄钺便立即召集诸革命同志商议，在经过反复权衡，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便果断做出了在秦州发动起义的重大决定，终于在1912年3月11日在甘肃秦州发动了著名的秦州大起义。  

　　民国时期的《天水县志·军政志》中记载了起义发动的经过，即“楚人黄钺，前新疆提督黄鹏翼之子也。自言奉黄兴命以试用道来甘起事，甘督长庚以同寅子匿之。为募兵来秦，适民军起，各省响应，黄钺亦谋树帜独立，时张绅世英在州试办轻弊恤民政策与官方龃龉。黄利用其机许为推行一二，好事者趋之，于正月二十三日借出操为名入大城据分巡道署，劫向道、俘虏张牧庭武，杀游击玉润于黄姓家，缴新招营后仓枪械，悬旗独立，设都督府。适省派援征昭武军马忠孝率回兵一营抵西十里部压城而军，战事在即张绅左右调解飞禀省垣制止，来军婉劝黄钺解散，磋商至夏黄钺始去，凡遣散黄军、供应客军共糜银五万两，银暂挪借由银粮项下偿还，另有纪。”[7]正如上所记，起义后，当时为了排除障碍，曾击毙“不听劝渝，发枪抵抗”[8]的秦州游击将军玉润，又逮捕了不肯归附的秦州知事张庭武等人，最终光复陇右，并在原秦州道署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当时被推为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并立即发布公告，致信甘肃省城兰州各清朝官吏及前敌诸将领，劝其反正。当时临时军政府其下设正副都督、总务长、总参谋官、秘书官各一人，还有军政、财政、民政、教育、司法、交通六司，各司其事。如下表所示 [9]

　　同时黄钺还即具文通电中央及其它诸省，并颁布《约法》5章35条，规定该军政府是“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10]，并决定开始北伐，当时在秦州城隍庙成立了招讨使司令部，以刘文厚为招讨使，并添募军队共编成步兵一标(团)，以谢汉秋、杨展鹏、赵鼎钟等人分任管带(营长)，预备出师北伐。

　　但此时袁世凯已继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袁氏曾通电黄钺等人，令其迅速息兵，且当时兰州官绅均已宣布拥护共和，同时袁世凯也已任命前甘肃巡警道后调任甘肃布政使的赵惟熙出任了甘肃都督。赵惟熙当时还“不时发电，捏词架诬”，恶毒攻击黄钺“擅拥甲兵，有害公安，动摇国体”[11]，并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一面以长庚的名义调兵遣将，威胁秦州，声称不惜“诉之于武装”，一面又致函说黄钺强词夺理，勒令其立即取消甘肃临时军政府。同时袁世凯也致电黄兴等人，令其敦促黄钺必须遵照赵惟熙的命令“取消独立，同保治安”[12]，同时还派马福祥部开赴秦州，强令黄钺撤销甘肃临时军政府。当时黄钺曾据理力争，坚持数月，同时黄兴、谭延闿等人也于1912年6月1日联名致电袁世凯，明确指出甘肃临时军政府成立后“地方安谧，所行便民政策，人民至今感戴”，黄钺实“无权利思想”[13]，故应请原照胡瑛、陈其美等人先例，授予黄钺勋位，以资鼓励，但最终这种种努力似乎都不曾见效。1912年6月7日，赵惟熙派彭名崇代表兰州方面与甘肃临时军政府的代表周昆在秦州签订了《和平解决条约》十四条，迫使黄钺以“民国既建，关陇底定”的名义[14]，宣布撤销甘肃临时军政府。民国时期的《天水县志· 职官志》中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现摘录如下“民国元年正月二十三，有骁锐军统领黄钺在秦竖帜独立，杀秦州营游击玉润，胁公为副自称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公虽受其胁，然意终不以黄之此举为然。时允升督师征陕，得逊位之电，即旋师平凉，旋与长庚联袂北去，中央以赵维熙为甘肃都督以黄在秦独立屡涵劝止，公与赵往返，涵商约明优待条件，赵督命军政处参谋西宁镇马福祥率昭武军赴秦州和平商榷，取消临时军政府。”[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