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白族知交：周钟岳(2)

　　据史料记载，1912年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为条件，率阁员集体辞职，让位于袁世凯。15日，众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当天，云南得到消息，不明真相，开会讨论应对方法。

　　周钟岳对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一事，坚决主张不发表赞成的电报。

　　虽然当时的蔡锷和黄兴、孙中山一样，尚未完全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但他还是接受了周钟岳的意见，未对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事作出表态，充分体现了对周钟岳的尊重。

　　蔡锷离滇后，周钟岳也接总统府政事堂电文，要他到京觐见听候任用。蔡锷听到消息，果断报请上峰，委任周钟岳为经界局秘书长。

　　周钟岳一上任，就团结经界局同事，加班加点，联手合作，制订了《经界法规草案》，编辑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二本工具书，为开展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然而道不同，难相与谋。蔡、周欲“俚定田制以利民”，袁世凯政府的想法却是“增加赋额以裕国”。一为民生福祉，一为库囊丰盈，南辕而北辙。可以说在经界局，蔡锷是徒有雄心，周钟岳是枉有热肠。

　　蔡锷与周钟岳谋划一出双簧戏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没过多久，袁世凯悍然下令让伪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又指使各省的所谓“请愿代表”向参议院递呈《变更国体请愿书》。一出被全国老百姓逼迫无奈只好当皇帝的假戏，正在被袁世凯编导并倾情上演。

　　袁世凯的这些鬼把戏，蔡锷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政治斗争是要讲求策略的。蔡锷将来要用枪推翻袁氏政权，不宜过早暴露目标。周钟岳记得，一天，蔡锷曾愤慨地对他说：陕人路某向公府告密，说滇省反对帝制，蔡锷也信件来往参与谋划，致使自己的私寓遭到了查抄。蔡锷私宅被查抄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因查抄一无所获，袁世凯遭到各方痛谴。袁世凯只好以“系劫匪所为” 塞责，并枪毙了几名替死鬼堵人之口。

　　蔡锷与梁启超多次密商，认为发动护国一役已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为了保全国体、制止封建帝制死灰复燃，更是为了为全体国民争取应有的基本人格。

　　1915年11月11日，蔡锷秘密来到天津，声称需要治病，住进天津共和医院。离京前，他嘱咐周钟岳带上所有重要文电和电码本随后到天津。16日，周钟岳遵照安排到天津与蔡锷秘密会晤。为了掩护蔡锷安全脱离袁世凯的监控，蔡锷与周钟岳谋划演出一场瞒天过海的双簧戏。

　　11月19日，周钟岳接到蔡锷电话，告知自己已搭乘日本客轮“山丸号”前往日本。周钟岳立刻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步骤，用蔡锷的口吻写了一份请假报告递呈袁世凯。袁立刻发电报给蔡锷，催他回北京疗养。他哪里知道，在周钟岳一纸烟幕的遮蔽下，蔡锷已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袁世凯发现上当后，派人到经界局搜查蔡锷以往的电文。有经界局人员报告：所有文电此前已被周秘书长带到天津去了。周钟岳因此受到了监控。11月底，周钟岳终于找到了一个脱身机会，再次潜到天津，藏身于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店。他化名周谧，装扮成商人，于12月8日携带家眷在天津火车站上车，辗转七八天来到日本东京，“如鸟脱樊笼”。其时，蔡锷已取道香港、越南，奔赴云南，准备吹响讨袁集结号。

　　蔡锷19日到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一周后，再造共和的枪声就声震云寰了。

　　周钟岳对蔡锷百般维护

　　周钟岳身在日本，心却早就飞回了云南。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讨袁护国第一线和亲密战友蔡锷等并肩作战，抛洒一腔热血。但是当时港英当局已与袁政府达成某种默契：严格管控出入境人员，以防反袁人士集聚。致使周钟岳回昆无望。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在川南战场喋血苦战的消息，常常使周钟岳欣喜交加、热血沸腾，夜不能寐。

　　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使袁世凯很快陷入“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灭顶之灾中。一个月之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复辟称帝”顿成黄粱一梦。

　　令人欷歔不已的是，蔡锷以病弱之躯，殚精竭虑，力挺恶风险浪，担当泰山般沉重的历史道义，终至病入膏肓，只好离国到日本就医。周钟岳得到消息，立刻赶到日本九州的福冈医院看望。蔡锷躺卧病床，人已显得十分消瘦憔悴。见到周钟岳，他喜不自胜，强打精神，双手拉住这位云南挚友，托付他去四川协助代替自己的新任川督罗佩金，为四川人民造福。说话时，蔡锷言语已经失音，周钟岳心如刀绞。那天周钟岳正在赴川途中，船抵汉口，突然传来蔡锷于11月8日溘然病逝的消息。周钟岳不胜惊愕，不胜悲愤。国家痛失栋梁，云南痛失豪俊，自己痛失挚友。天不假年予英雄，让人肝肠寸断。周钟岳椎心泣血，于颠簸船舱中赋《挽蔡松坡将军四十韵<五言排律>》一首，寄托自己的绵绵哀思。诗的末尾部分，用“相看频握手，絮语欲回肠……天涯成永诀，汉上惨闻丧。……济时功未了，知己谊难忘。……”等饱含血泪的诗句，抒写了自己作为蔡锷的知交挚友的无尽哀伤。

　　为了让蔡锷的精神永远成为鼓舞人民的力量，也出于对友人的深切真情，周钟岳曾建议筹资为蔡锷铸造铜像，并打算为蔡锷辑刻遗著，同时请求梁启超、章士钊向有关部门建议，将蔡锷事迹编入国史列传及建立专祠。

　　周钟岳在蔡锷生前与之肝胆相照，对他忠诚不贰，甘于效命。蔡锷离世后，他对蔡锷更是百般维护，一有机会，必加颂扬。蔡锷的形象，在他的记忆里，在他们友谊的丝绢上，是那么洁白无瑕。当《朝报》总经理王公弢的文章里出现了对蔡锷声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字词，他像眼睛里飞进了沙尘，容不得这种玷污了。

　　他在《斥王公弢之妄言》中写道：“‘经界’是我国历代要政，……予时在松坡先生幕府，见其治事甚勤，安有如公弢所言，惟逛娼赌博，以求消遣之事！”

　　周钟岳在文中，也对王公弢表示一定程度的谅解，说他的本意可能在“形容蔡松坡先生受监视，故娼赌以自韬晦”，但实际效果则帮了倒忙，有意无意贬损了蔡公的人格。他说，报纸诬蔑活人，被贬者还有机会辩白，被损害者是已故之人，就会让死者“含终古不白之冤”。并毫不客气地说，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这是最不道德的。

　　王公弢认真阅读了周钟岳的文章，觉得说自己贬损蔡锷人格，是不能接受的一顶大帽子。第二天他就做出快速反应，在《朝报》上刊出《上周副院长书》，进行辩解。他除了努力表明自己不可能也丝毫没有贬损蔡锷之意外，坦率承认《纪实》一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华帝梦》和北京共和书局印行的《洪宪八十三天记》。他说，梁启超和蔡锷都是中华书局的股东，因此他对书中内容深信不疑。他还拿出蔡锷夫人当初“脱离夫妻关系”的登报声明。《声明》中的离婚理由是：“蔡锷混迹于秦楼楚馆，本人不堪忍受。”以此说明自己在《纪实》中的描述并非凭空杜撰。

　　这份辩白，暴露出一个天大的漏洞——纪实文章怎能采用小说的内容作为资料？周钟岳又捉笔疾书，写成《答王公弢》一文。

　　周钟岳在文章中说，《新华帝梦》和《洪宪八十三天记》都是小说，书中有关蔡锷的描写，多有渲染失实之处。王公弢所写文章，既然称为“云南护国起义史实”，就须尊重历史事实，严格按照历史原貌来写。而不应把小说情节当做史料。

　　文章在《正义报》刊出后，王公弢自觉理亏，自此沉默不语。

　　事情过去多年，我们现在平心而论，从来英雄多传奇。这些传奇，或者是真实事件基础上的渲染强化，或者纯属虚构。但周钟岳对王公弢的笔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即要把史学和文学区分开来，切莫把演义当成真实的历史来读。当然，周钟岳为此胸中燃起怒火，一方面表明他对蔡锷的爱戴达到了常人所不及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许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特别需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特别需要发扬光大蔡锷拚掷性命、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大无畏精神。在这样的时候，在英雄创建功业的蔡锷的第二故乡云南，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喷染哪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杂色，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是在一个必要的时候，在一个必要的地方，为了一个必要维护的荣誉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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