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刘大同：革命身体力行　携子暗杀袁贼

　　在气愤孙中山出让总统后，刘大同与儿子一起赴京暗杀袁世凯，在这次行动中，父子几乎同殉革命。1922年春夏之交，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背叛革命，拟用一个“混成旅”突袭孙中山的居所，而作为陈炯明顾问的刘大同因为洞悉此事，很自然地戴上了一顶“与陈炯明一起加害孙中山”的大帽子，因而他在辛亥革命期间所做的事情便人为地被抹了黑，甚至完全被摒弃。查阅权威的辛亥革命史，翻遍《孙中山全传》，从头至尾，你找不出刘大同三个字!历史不能简单化。深入思考，方可知其究竟。

　　多次亲历战阵，并与儿子组织暗杀袁世凯行动

　　孙中山曾策动了十次革命(成功了一次。而这一次就是辛亥革命，与他并无直接关系)，但只有一次亲自参加，余者皆是在国外“遥控”指挥。反观刘大同，多次亲历战阵。在安图独立指挥与清军作战那次不说，他在气愤孙中山出让总统后，与儿子一起赴京暗杀袁世凯，父子几乎同殉革命。

　　当时，刘大同虽然为出让总统一事指责了孙中山，但考虑到木已成舟，怒火也就不再撒到孙中山身上了，而是积极组织“倒袁”的暗杀活动。刺杀袁贼重要走狗上海郑汝成而闻名的王晓峰、王铭山两位烈士，就是刘大同“平民社”的成员。“平民社”自始至终参与了奉天独立运动，指挥了琅玡之战和辽阳之战。1913年他与儿子刘次彭亲自赴京，寻摸数日，经“踩点”勘验路线，摸清了袁世凯每天晚饭后必到庭院散步的时间与路线，父子决定从红墙外向内投掷自制炸弹使袁世凯毙命。是日，当隔墙听到袁已靠近，刘次彭便奋力将炸弹扔了进去。可惜炸弹未响，墙内顿时声音嘈杂，乱作一团。袁世凯大惊，下令全城戒严盘查。刘大同与儿子不等戒严令生效星夜出城，回了大连。

　　刘大同这个叫刘次彭的儿子，是刘大同早年去世的结发妻子李氏生的，李氏生的一男三女四个孩子，有两个投身到了父亲的革命事业，其中独子刘次彭最为得力，多次与父亲出生入死，赴京炸袁，辽阳与琅玡战役，他都没落。1926年，次彭在上海家中被捕。当时本是要抓刘大同的，捕快问：“谁是刘大同?”刘次彭见来势不对，抢在父亲回答之前马上说：“我就是。”捕快指着刘大同问：“他是谁?”“噢，那是我家请的教书先生”。这样，次彭替父坐了牢，关进了上海龙华监狱。后虽然被营救出来，但身体自那以后每况愈下。并先于父亲在天津去世。刘大同悲痛万分，多次为他赋诗作画。

　　刘大同与儿子组织的暗杀袁世凯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使袁世凯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加重了他的恐惧和惊慌心理，这位当时中国的最强势人物，只做了82天洪宪皇帝，便睡不着觉，撒不出尿，靠插管子通小便，终于在1916年3月22日这天暴怒死去。谁能敢说，暗杀活动没有加速他的暴毙呢。

　　知悉孙中山将蒙难，转信学生孙墨佛及时搭救

　　1922年6月中旬，孙中山回到广州，即让陈炯明前来议事。陈回电表示待命即行。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陈炯明接受了外国列强的收买，秘密勾结吴佩孚准备置他于死地并取而代之。当时，陈的顾问是吴佩孚派去的柳忠庆。吴还联络了山东的海军总司令温树则，让温配合陈的举事。不过，温树则“心向革命”，实际是孙中山的人。当时，吴、陈暗中调动了4000人马急驻省垣，准备炮轰大元帅府。而孙中山大元帅府仅有少量卫队，不足千人，武器也不行。于是孙中山立陷危机之中。吴、陈还筹划，此举要假以“兵变”之名，然后造谣孙中山“遇难”，好欺瞒天下。还商量在孙死后开一个“大追悼会”。

　　也就是在这时，也是陈炯明顾问的刘大同恰好来到陈府。按照这个时间，陈、吴进攻大元帅府的计划是事先就已预谋好了的，刘大同是恰好赶上，知悉了此事。所以，不能将刘大同划归为陈炯明举事的同谋。听到刘大同来了，刘大同的学生孙墨佛急往拜望(见相关个人回忆录)。孙墨佛23岁的时候，是经刘大同介绍，加入的同盟会结识了心仪已久的孙中山，成为孙的“铁杆粉丝”。6月15日这天，孙墨佛来到刘大同处，二人共进晚餐。席上刘大同突然对孙墨佛说：“吃完饭，为我撰写一幅挽联!”孙惊讶地问：“给谁?”刘说：“是个大人物……”此时，孙墨佛已明白。老师刘大同与孙中山，在日本时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但说到了水火难容这种地步，他还是不相信的。但对陈炯明，孙墨佛早有防备之心。他清楚这个人一定可以干出这事。听到老师道出写挽联时，他很快决定，时千钧一发，决不能让此事发生。于是饭毕他顾不上休息，也不提写对联的事，出门直奔总统府，先告知秘书长谢持，谢不信，见孙墨佛一再相告，谢只好领他谒见孙中山。中山听从了孙墨佛的劝告，自己与谢及数卫士出了便门。孙墨佛又找到温树则，先帮孙中山一行登上“宝壁舰”，待接出宋庆龄后转上“永丰舰”，加速驶向了海湾，孙中山脱险了。

　　这就是传言中“加害孙中山”的经过。从实际结果看，却是关键时刻刘大同有意无意在搭救孙中山!

　　这事说来有诸多蹊跷。刘大同明明知道孙墨佛的身份以及和孙中山的关系，却为什么要向他透露这么重大的机密呢?孙墨佛挽联也不写，要匆匆出门，刘大同为什么不加阻拦?这些都耐人寻味。可惜，后来这事二人都不再提及，生性坦荡无心机的刘大同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事情的真相就这样烂在了他俩肚子里。

　　后人转述的孙墨佛相关回忆，已有出入，不可完全采信。从刘大同当时这些反常举动看，不排除他有故意转信搭救孙中山的可能。他自己与孙翻了脸，以他倔强的性格，不会再去接触孙中山，孙墨佛来了，让他代自己通风报信最为合适。后人转述孙墨佛急往拜望，显然得要有个前提：为什么要急往?如果不是接到刘大同通知或特别叮嘱，他怎么会知道老师在陈炯明处而要急往呢?其实，刘大同与孙中山闹矛盾，再怎么也超不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何况还有这么多“蹊跷”没破解。

　　离开孙中山后境况不好，闻袁遭天诛酣睡三日

　　提议出让满蒙给日本一事5年之后，孙中山才对此事有了深刻反思。由于他的“放弃满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一厢情愿，他的“备忘录”不仅没得到兑现，还存在日本政府拿不回来了，因而追悔自己刚愎自用，留下话柄。而孙中山对刘大同的认识，也有了变化。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于是派人去广东海澄驼浦镇，力邀他“出山”，但固执的刘大同“不肯往”，二人的裂痕由来已久，不是能轻易消除的。在革命党的组织原则上，刘大同早就产生了一定反感。孙中山为了加强革命党人的组织纪律性，过分突出了权威政治。比如他手订的中华革命党入党誓词就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随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他按照入党时间分成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这三种公民参政、执政的权利是有着明显等级的。

　　对其一，刘大同虽然在誓词上按了手印，发了誓词，但内心极不舒服，他隐约觉得，这里面洪门帮会的味道太浓了。对其二，更是认为与自己一贯倡导的民主、共和、大同的理想背道而驰。

　　曾是东三省《民报》主编的赵中鹊评价刘大同：“……山左望族，重道德，持大同主义”。刘大同更是早就宣扬：“治国无二策，端在救平民”。孙中山分等级的做法，自然不符他这一政治理想。

　　离开孙中山后的刘大同，身体处境都不甚好。特别是闻听袁世凯遭天诛，他竟酣睡三日，结果醒来后左耳完全聋了。这也是在革命党人中绝无仅有的事情。按现在医学解释，难道是神经系统高度兴奋致脑部血管痉挛波及到了听神经中枢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