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案中有德于女侠的李钟岳

　　鲁迅在小说《药》中，深刻而又全面地描写了辛亥革命，塑造了夏瑜这一革命者形象。他被押在受刑牢中，敢“劝牢头造反”，且庄严宣称“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夏瑜是以鲁迅的绍兴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为原型。当年，秋瑾从容就义，奉命查处“秋瑾”案的浙江山阴县县令李钟岳是安丘人。按说他屠杀革命党人，应该为世人所唾弃，可为什么西子湖畔的“鉴湖秋侠祠”里一并奉祀着他的牌位？牌位下面的一行字作了提示：“李钟岳……秋案中有德于女侠。”“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最终李忠岳因内疚遗憾自尽。

　　奉命查抄大通学堂，屡次保全秋瑾

　　秋瑾在东京留学时，与徐锡麟为光复会同志。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1907年7月6日(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他趁皖抚恩铭检阅军校机会，对其刺杀成功，而本人当场罹难。消息即为浙江巡抚张曾扬(张之洞之叔)得知，大为震怒，知悉徐锡麟与绍兴大通学堂督办秋瑾是同党，气急败坏。当即急电绍兴府知府贵福(旗人)，派人查封大通学堂，拘捕了当时暑假在校的秋瑾及学生八人。而受贵福之命查抄大通学堂的，正是到任刚刚半年的山阴县七品芝麻官李钟岳。

　　李钟岳(1854—1907)，字菘生，一字申甫，号晴岚，山东省安丘县北辉渠村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1907年正月出任山阴县令。且说贵福得知徐锡麟事后，色厉内荏，竟夸大其词，电告张曾扬，说大通学堂内革命党人有的是，武力奇足，不派重兵，不足以收伏。张即派抚标新军三营于13日到绍兴，欲搜捕大通学堂。山阴县令李钟岳闻知此事，知道秋瑾本人及大通学堂，皆归山阴任内管辖，责任所系，特谨慎从事。李为官廉洁爱民，加以素知秋瑾，学问文章，为时所重。出于爱才心切，他甚至拿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的诗句让儿子们看，且说：“以一女子，诗写得如此血性，尔等可取法也。”出于保才，他赴绍兴府谒见贵福，向其报告：经侦察大通学堂，并无越轨行动。请容本县暗中侦察，俟证确实，再抄不迟。贵福不悦，但也没怎么拒绝。李钟岳回署，与众士绅计议，别无良策，只好用拖延时日的方法，以期让大通学生，逃过一劫。当天下午四点，李钟岳带领浙抚派到的标兵管带，上大通学堂查抄。李钟岳深恐军队乱开枪，特乘轿在前，军士只得朝天鸣枪。李钟岳刚到时，校门紧闭，校内有枪还击。李钟岳在轿内，大声喊话：“本县在此，大家放心，无须开枪。”军士遂破校门而入，师生四散。李钟岳怕伤及秋瑾，喝令兵士不得射击女子。此时，秋瑾正穿着长袍，立在屋脊上，听县令喊话，便脱下长袍。军士见是女子，不复射击，得免于难。因放暑假，大通查抄，只逮到秋瑾和八个学生。次日，贵福责令李钟岳派人到绍兴城外秋母家查抄。李一个心思救秋，届时都草草而过，诚心一无所获(补叙一笔：1936年，李钟岳之子李江秋专赴杭州，与秋瑾之弟秋宗章相见，秋告诉他：“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瑾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此足证明李钟岳救人于难的苦心)。

　　审秋瑾如同待上宾

　　15日午后，细雨蒙蒙。李钟岳命将秋瑾等九人，提到衙内花厅，令秋瑾坐椅上。先将那八人略加审讯，尔后李坐椅上，与秋瑾相对而谈。秋瑾平心静气，自叙生平，并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李钟岳赞秋瑾书法有功力。秋瑾说：“幼未习帖，字写不好，文章么，倒可以写几篇。”李钟岳即让秋瑾援翰作文。秋辞以用毛笔手生，李命把墨水钢笔英文练习簿给她。秋一挥千言，文不加点，自述生平。对谈约两小时，和风细雨，这哪里像过堂审官司？

　　遂后，李钟岳即到绍兴府向贵福报告审讯情形。贵福愀然不悦，说：“你待囚犯若上宾，她当然不招；你用刑试试？”李说：“秋是读书人，又是女子，在证据不足情形下，用刑未之确当。”贵福怒目而斥，拂袖而去。当晚，贵福赴杭，向张曾扬报告，说秋瑾对造反之罪，业已供认不讳。张即下手谕：就地正法。

　　秋瑾临终要求均应允

　　16日凌晨两点，贵福叫李钟岳到府，令看张曾扬对秋“就地正法”的手谕。李钟岳说：“单以口供，判死无据。”贵福冷笑说：“浙抚手令，形同王命，拒不执行，居心何在？”

　　李始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心想此案如交他人，白白使秋瑾受辱，不如由自己经办到底，也好成全秋瑾的成仁之志。钟岳即回山阴县衙。贵福不放心，特派了两人监看。

　　李钟岳提审秋瑾说，本想救她一命，但已无能为力，并问秋瑾还有什么要求。秋瑾说：“公祖盛情，感铭肺腑，今生已矣，只感恩图报于来世。我有三项请求：一、我是女子，死后万勿剥衣；二、请为备棺木一口；三、刑前允我写家信一封。”李钟岳慨然答允。

　　当日四点，鉴湖女侠秋瑾在山阴县城轩亭口从容就义。

　　因内疚遗憾最终自尽

　　三天后，贵福撤了李钟岳的职。李离绍之日，绅民数百，长亭送别。李含泪抱拳，慨诉衷曲：“去留不足惜，未能保全志士，一大憾事也。”

　　李回到杭州寓所，如失魂落魄，终日只重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自疚之至。每日，他总将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字幅，默诵展玩，痛心疾首，以至于老泪纵横。一次，他跃井自杀，被救不死。数日，又结绳老树，却被夫人发觉。家人防范，不敢远离。然而，李钟岳既死之志已决，无可移易，最终乘家人不备，自缢于旁舍，年仅53岁。噩耗传开，众人皆为之扼腕叹息。

　　浙江巡抚张曾扬，与绍兴知府贵福，共谋残杀革命志士秋瑾，引为众矢之的。当时上海所有报纸，群起而攻之，并以秋瑾被害一事编为剧本《六月雪》。

　　中华民国成立后，浙江省革命党人褚惠僧与秋瑾挚友吴芝瑛、徐寄尘，将秋瑾遗骸移葬于西子湖畔，建“鉴湖秋侠祠”，并置李钟岳的神主于其中，一并奉祀，上书“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题：“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

　　1935年，中国国民党山东党史编纂委员会征得秋瑾与李钟岳的全部史料付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