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尚”黄宗仰与孙中山的患难之交(4)

辛亥革命网 2013-08-02 00:00 来源:苏州日报 作者:沈潜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被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的乌目山僧黄宗仰是辛亥革命时期从江南古城常熟走出的一代名僧,有“革命和尚”之美称。令人瞩目的是

  这里,黄宗仰把自己与孙中山的友谊,跟东汉高士严子陵与光武帝的历史美谈相比。在他看来,自己虽不能与严子陵不慕仕途、隐居山林的事迹相媲美,但孙中山“开辟民国”的气魄和能力,却绝非“循历史陈迹”的光武帝所能比附;较之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也是有过之无不及。显然,黄宗仰在此套用的“改朔”两字,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对孙中山缔造民国、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赞美,笔底下相知相勉,充满了对孙中山的无限敬仰之情。

  证诸孙中山当时行迹,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表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日由宁赴沪,4日答《文汇报》记者问,表示退职后当竭力从事社会革命;6日往爱俪园参加统一党章太炎、程德全、熊希龄等举行的欢迎会,当晚再赴南京。这篇发表在1912年4月7日《大共和日报》上的文字,正是黄宗仰与解职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晤谈聚会,感念孙中山为革命不辞劳瘁的伟人风范,不免抚今思昔的赠勉之作。至1913年6月15日,孙中山与黄宗仰等参加了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在爱俪园举行的婚礼。此间,他与孙中山仍多有往来。

  毫无疑问,有了黄宗仰的努力,当时的爱俪园因此成了政治活动的中心、政界要人的集会地。

  归隐山林依然关注时事

  随后,面对民国初年回流曲折的时局,黄宗仰在弘扬佛法之余,忧心所系,情发乎辞,在如何劝募国民捐以抵制对外借债、如何克服革命党人思想涣散问题上,特别是在宋教仁被刺案所激起的风潮中,在兴师讨袁及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中,黄宗仰以他一系列的诗文,坚决站在孙中山和同盟会一边,以卓然的姿态时时响应孙中山的积极倡议,表达了鲜明的思想倾向,讴歌年轻的民主共和国,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的真面目,充分体现了他力图维护共和政体,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心愿。这些文字,说明了他与孙中山相应声援、协力同心的可贵精神。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正式确立了独裁统治,并加紧复辟帝制活动。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组织反袁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也就在当年,黄宗仰知事不可为,廓然归山,复充江天寺首座。至1916年7月孙中山抵沪,并与胡汉民往游西湖。黄宗仰闻讯后,于9月23日函邀孙中山莅临金山一叙:

  中山先生伟鉴:别来瞬经三捻,贼人肆虐,公游海外,仆隐山林,乃者,天相中华,神州再造,自由不死,幸福有归矣。前读沪报,敬审公以国务余暇,漫游西湖南海,豪情逸兴,不减曩年,羡甚羡甚!近躬何似?金山亦系京口名蓝,仆谊属故人,曷勿杖策一游?不惟可助逸兴,且得旧雨重欢,藉倾积愫。想公游兴未阑,当能惠然驾莅。扫径以待,即请赐复。并颂 钧安!不慧宗仰合十。

  此函表明,黄宗仰与孙中山阔别三年,虽归隐山林,闭关研佛,但对急剧变幻的民国初政局仍静观默察,对孙中山为挽救民主共和的操劳怀有诚挚的敬意和眷念。因史料失考,孙中山是否应邀成行已无从确证。

  1919年7月,黄宗仰以金山分灯,致力于修复栖霞寺,驻锡其地,发愿重振宗风。孙中山首捐银币万元,以助其力,各方善士闻风募资,乐观厥成。此后,黄宗仰为修复殿宇纲领全面,不辞劳苦。1921年7月22日因积劳成疾,圆寂于僧舍。

  感念黄宗仰在辛亥前后与孙中山患难知交、匡襄革命的卓然业绩,1936年,由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李烈钧、居正等人联名,呈请政府明令褒扬。政府拨专款修塔立碑,以示表彰,黄宗仰也因此成为荣膺民国政府褒典的佛门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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