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蒋“大炮”高语罕先生二三事

　　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汉族。早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就读。1907年毕业回国，到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与陈独秀结识。1912年赴山东青岛任教。1915年后在上海以写作谋生，为《新青年》撰文。1923年春参与组织成立芜湖劳工会。在此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与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四川特派员，并任杨森第二十军党代表。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曾任革命委员会秘书。

　　高语罕的祖上，曾是“淮南古镇”安徽寿县正阳关的一大富商。然到了他祖父那一辈已经败落。他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一生苦苦攻读，却时运不济，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

　　高语罕，1888年8月1日出生。1904年冬天，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6岁的高语罕随同老师前往寿州赶考。张榜时，高语罕榜上有名，而他的老师却名落孙山。次年，高语罕离别家乡，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并参加了陈独秀等人领导的维新会(反清组织岳王会的外围社团)。在一首言志诗中，他吟道:“满目疮痍百感并，仓皇戎马一书生。他年若得沙场死，不作神仙气也平！”1908年11月22日，安徽新军马炮营队官(相当于连长)熊成基利用省城安庆防卫空虚，率领1000多人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高语罕的身份暴露，只得逃回家乡，在羹梅学堂(今寿县正阳中学)担任教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四方。身为芜湖省立五中学监的高语罕闻风而动，与刘希平等进步教师一起，积极联络，发起组织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游行。但是，他们的义举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5月6日，在西门詹家巷召开芜湖“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大会，决定次日上街游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监姚慎思带头反对，说:“鄙人好文。身为女校学监，女生与男生在一起游行，有违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身为两会的精神领袖，高语罕呼地一声站起，细目圆瞪，用拳头敲击桌子，反驳道:“鄙人好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男生爱国，女生也是国民，也应该爱国。为什么男女不能在一起游行？请问姚先生，你的年纪不大，胡子也不长，为何每天都和女生待在一起？你为什么不避嫌？”姚慎思被驳得满脸羞红，夺门而逃。“五四”运动在江城芜湖开展得波澜壮阔，高语罕的学生李克农、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曹渊等，都成长为革命洪流中的闯将。

　　后来，高语罕的老乡、同事朱蕴山(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回忆说:“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五中开始……与刘希平、高语罕两位老师分不开的。”

　　1920年10月，作为陈独秀的挚友、李大钊的早稻田大学同学，高语罕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两年后，高语罕留学德国，并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九死一生记》中，他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夫妇和我”。

　　国共合作初期，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有志青年搭建了施展抱负的舞台。旅欧的共产党人响应召唤，纷纷回国。周恩来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高语罕则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兼共产党黄埔党团书记，还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所长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高语罕对于看不惯的现象既敢怒，也敢言。一次，黄埔军校召开座谈会，桌子上摆满了水果、点心，高语罕进了会场就提出批评:开会是工作，又不是请客，革命经济很困难，何必这么铺张。蒋介石十分尴尬。还有一次，他指出:改造整个社会，不是光靠打倒几个人就行了。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但如果不注意肃清我们阵线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南方恐怕也会出现段祺瑞。蒋介石倘若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也会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由于他心直口快，多次公开批评蒋介石，被誉为“大炮”，并与邓演达、张治中和恽代英一起，被蒋斥责为“黄埔四凶”。

　　但是，高语罕“抗上”却爱下，他讲授的《政治学概论》，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深受学员的欢迎。在《黄埔旧事》中，聂荣臻写道:高语罕刚从欧洲回来不久，穿的是一件普通西装，戴一顶鸭舌便帽，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为人十分和蔼，“遇到接近他的人，十九都是他先打招呼”。由于很多青年都读过他的《白话书信》，再加上他的讲课通俗、风趣，与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样，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人四处逃亡。7月下旬，高语罕辗转到了九江，住在甘棠湖烟水亭。7月25日，为保密起见，高语罕、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等5人租了一条游船，在甘棠湖上一边游览，一边策划南昌起义，并受命起草《中央委员宣言》。起义失败后，陈独秀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后来，高语罕等因为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等极左政策，被打成“托派”，开除党籍。

　　远离政治以后，高语罕猫在上海的亭子间，专心著述。这个时候，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女医生王丽立走进了他的生活，两个人在虹口区提篮桥和汇山路之间租房栖身。白天，王丽立去大马路南洋大药房挂牌行医，高语罕在家里奋笔疾书，煮字疗饥；晚上，两个人逛公园、喝咖啡，享受着难得的闲散时光。

　　据统计，到1936年，高语罕连续出版了20来种图书。为了预防不测，表明心迹，他还特意立下一份遗嘱:“予若以党争或其它变故及疾病而死，所有予之著作权皆赠与丽立。予之墓旁应留一棺之地，作丽立他年归结，藉践同分之约。”

　　1936年冬季，著名报人陈彬和创办了一张《申报》(港版)。高语罕应邀前往香港，担任主笔。淞沪抗战的炮声一响，高语罕就按捺不住报国激情，辗转来到重庆，经黄埔军校同事、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安排，做了一名“不参不议”的参议。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高语罕心情不爽，却也知道蒋介石永不原谅他，心里只能是无可奈何。

　　不久，他听到陈独秀被提前释放、移居江津的消息，便搬了过去。两家相距不是太远，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山间小路、荷塘岸边，一高一矮悠然漫步，倾心交谈。高个子就是高语罕，矮个子就是陈独秀。

　　1946年春天，高语罕搭乘新民报社租赁的轮船抵达南京，继续卖文为生。1948年3月，高语罕胃癌复发，卧床不起，无钱治疗，他曾想回正阳关养病，可是，当时国共两党正在打内战，江淮大地上兵荒马乱，出行不便，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妹妹，请她到南京服侍自己。后来，病情恶化，他被过去在芜湖的学生王持华等人送进医院抢救。4月23日，溘然而逝。临终前，高语罕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可是，由于经费困难等，最后，被安葬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墓隔路相对。墓碑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