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遂一生革命(2)

　　可是当晚吴禄祯回到石家庄，却被他的属下马蕙田营长谋杀了。这时，何遂在晋军慰劳正赶着回来，到石家庄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倒下便昏昏睡去。朦胧中，一阵枪声响，他随手抓一把短剑冲门而出，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脚，定神一看，正是吴禄祯的尸体，全身血污，头已经没有了，只有他穿的那件军大衣和胸前闪烁的一颗双龙宝星才能显示他的身份。何遂一边喊着：“快来人呀，统制被人刺死，赶快跟我去报仇！”一边向郊外的晋军宿地奔去。路上有人骂：“这家伙乱喊什么？杀了他！”何遂不理他们，一直向前面冲去，可是到了郊外，晋军已经撤走，不敢逗留，一口气又跑回石家庄。一个小兵把他扶下马来，安慰他说：“请大人放心，我们都跟着你，保护你。”这时候的石家庄部队也已经起义。上尉副官齐燮元手臂上缠着一块白布，向他报告：“我们预备好了，请你训话！”他跟着齐燮元走，只见前面有一个连的人马，手臂上都缠着白布，齐声地喊：“吴统制故去了，何参谋就是我们的领袖，欢迎给我们讲话。”何遂定下了心，找一个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对士兵们说一些再接再厉的话。不久，山西方面，由仇亮率领一支队伍赶来支援，吓得还没有起义的一团禁卫军旗兵夹着屁股往北面逃溃。

　　仇亮力荐何遂接替吴统制担任燕军大都督，并请何遂发表训话。何遂说：“革命是一定要流血的，吴统制先走了一步。我们要踏着他的血迹前进！”当下收到两份电报：一份是滦州二十镇张统制和混成协蓝协统拍来的，文曰：“本军已经整装待发，请与山西军前来会师。”另一份是吴鸿昌统制发出的，电文是：“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都是最好的消息。何遂顿时有了信心，指挥把石家庄的物资全部运到太原去。阎锡山亲自来接，并请何遂当燕晋联军副都督，自己当大都督。自此，山西全境光复。

　　四、二次革命

　　山西起义后，何遂建议训练一团敢死军，自任参谋长，负责练兵。但张锡銮和曹锟的队伍已从石家庄向娘子关推进。山西的晋军被打散，何遂则化装成和尚逃到南京，见了黄兴。黄兴说：“你来得正好！”遂委任何遂为扬州军总参谋长，克日赴任。扬州军司令叫徐宝山，盐枭出身，人称他为“徐老虎”，不太容易与人合作。于是，何遂改任淮扬联军总参谋长兼江北兵站分局长，不久又调任“调查京、津、保兵变特派员”。

　　这时清帝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有些部队，连黄兴都指挥不了。为了改变时局，黄兴下力气经过一番整顿，以广西的两支人马为基干组成第八师，作为中心队伍，何遂为代理参谋长兼第三十二团团长。袁世凯知道黄兴的意思，乘机向第八师开刀，强令第八师分出一团兵，交王芝祥带到湖南去。接着又撤销黄兴的南京留守府,主谋派人刺杀宋教仁。

　　孙中山忍无可忍，忙从日本赶回上海，发动第二次革命。何遂欣然响应，他的工作主要是沿长江一带联络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均以及九江镇守使耿毅（即耿鶡生）、徐州镇守使冷遹等人。当时，袁世凯撤免李烈均、柏文蔚、胡汉民等的江西、安徽、广东职务。李烈均等人则纷纷发布讨袁通电。何遂赶到山西大同，策划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并亲自拟写电文。但讨袁失败了，孔庚被捕，何遂也被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接着第八师又发生兵变，何遂没有了退路，遂同第八师的部分将官，经日本军医须藤（原第八师军医处长）的布置，东渡日本，以图东山再起。何遂到日本后，还到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家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况，写成《欧洲观战记》。直到民国6年（1917年）才回国，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不久赴广东参加护法战争，任靖国军司令，并回福州在台江太原街日本洋行内设立一个秘密机构，密谋用炸弹炸死福建督军李厚基。但事机不密，没有成功，只好避入日本领事馆，化装后逃到上海，再次东渡日本。

　　五、革命到底

　　民国8年（1919年），何遂奉命回国，任曹锟军官教导团教育长。民国13年（1924年），他参与策划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组建国民军，历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北京政府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

　　北伐时期，他到河南策动直系军阀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民国17年（1928年）春，到广州任李济深的参议，5月，改任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年底，又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和朱庆谰等人组织“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奔走呼号，发动募捐支援抗战，还毁家纾难，自捐大洋4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民国26年（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拥护中共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何遂很高兴地结识并靠近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还热情地派儿子何世镛和何世平，回京郊栖霞山何家别墅，把看家的6支长短枪用麻袋捆好，赠送给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何遂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陪同周恩来由河南前往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并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交谈抗战之事。民国29年（1940年），他促使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同意，以花马池盐换取陕甘宁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冲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第二年“皖南事变”，他亲自驱车到曾家岩的周公馆面见董必武，资助一大笔资金，帮助八路军办事处解决经济困难。解放战争时，他又帮助中共做好统战工作。他家的3个儿子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的三儿子何康是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经由叶剑英指示，成立一个“兄弟支部”，通过何遂的关系，做好争取“中间派”的工作。何遂自己则也身体力行，亲自联络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等人参加民联组织，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遂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把所收藏的全部文物和图书分别赠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6895件。为此，陈毅市长和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专函致谢，国家文化部还给予很高级别的褒奖。1968年何遂病逝，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