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腾越九六起义三杰(3)

　　1907年日本政府驱赶中国的革命党人，刀安仁被迫弃学。回国前他和日本东亚公司签订了在干崖合资办工厂的协议书，购买了机械设备，聘请了专家技术员。1908年刀安仁回到干崖，承担起土司之职，积极兴办实业，宣传革命，积蓄革命力量，筹划举兵灭清。刀安仁聘请了许多教员，在干崖旧城、弄璋、芒线、小辛街等集镇和较大的村寨办起学校，启迪民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刀安仁在从日本邀请来的十多位日家和技师的帮助下，在干崖开办了纺织、印刷、火柴制造和发电等工厂和实业公司，扩大橡胶林，种桑养蚕，刀安仁还创办了干崖的金融机构——新城银庒，发行在日本印制的面额为纹银十两、五两、一两的银票，票面上印有人像和狮像图案及汉、傣文的“干崖宣抚准”、汉文的“汉光绪三十三年造”、“新成银庄发行”和票面值“纹银×两”等字样，背面则印有汉、傣文的“银票简章”，以此为干崖发展实业经济筹集资金，全面推开了他的干崖实业救国宏大计划。

　　同年5月，奉派到滇西策划武装起义的同盟会仰光分会的杨振鸿专程到新加坡晋见孙中山，带回了“滇西革命以腾（越）、永（昌）人手”的策略和同盟会《革命方略》。据此同盟会仰光分会决定把干崖作为滇西起义的前线指挥点，建立由刀安仁负责的同盟会干崖支部，领导和筹划腾越、干崖地区的武装起义。为了扩大实力和影响，同盟会干崖支部在腾越创建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腾越自治同志会，由刀安仁任组长、张文光任副组长、刘辅国任联络员。同时，刀安仁加紧在原有的民族武装的基础上组建干崖起义武装——干崖敢死队。并参加了杨振鸿组织的永昌武装起义，永昌武装起义终因被人告密和准备不足而失败了。　　　

　　1909年干崖实业公司就初部见到了成效，为进一步宣传“发展实业光复民族”的宗旨，刀安仁邀请南甸、陇川、盏达、芒市、勐仰、遮放、潞江、户撤和拉撤土司到干崖参加观摩会，这次干崖观摩会，在整个滇西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刀安仁在发展实业的同时，积极筹划和组织反清起义的民主革命活动，引起了了清王朝的警觉和仇视。1910年初，清政府专门照会日本东亚公司，逼迫日本东亚公司停止与刀安仁在干崖合资办实业的合作。刀安仁到日本东京与日本东亚公司紧急议商无果，日方撤走了专家和技术员，清腾越厅下令工厂停产，关闭国民军政学校，使刀安仁创办的实业和教育被扼杀在摇蓝里。

　　永昌起义失败后，刀安仁安排好善后事宜，于1910年春再次东渡日本。这次到日本，一方面与要与日本东亚公司交涉继续兴办实业事宜，更重要的是要会晤孙中山先生，向孙中山汇报滇西起义失败和兴办实业受挫等情况，孙中山则勉励刀安仁继续筹备滇西起义，并向他说明只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

　　刀安仁回到干崖，在干崖新衙门召开同盟会腾越支部秘密会议，成立以刀安仁为组长的腾越武装起义核心小组，详细制定了发动腾越武装起义的最后计划。并将腾越武装起义的计划报送同盟会仰光分会。农历八月，同盟会仰光分会同意了腾越支部发动腾越武装起义的计划，还派专人将《革命方略》和滇西军政府的印信送到干崖，交给刀安仁。九月初五刀安仁组织的滇西国民军已全部秘密集结于干崖新城和旧城，并编制、装备就绪。国民军中有傣、景颇、阿昌、傈僳、汉等各民族群众，总共800余人，共编为5营，同时组织后备队9个营，队伍总人数达1200余人。于初六凌晨向腾越开进，参加腾越武装起义。腾越起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滇西地区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云南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地方革命政权，这在云南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腾越起义为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了首功，促进和推动了云南辛亥革命的进程，为云南以致全国的辛亥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腾越起义成功后，刀安仁被选为滇西军都督府第二都督。在滇西都督府执政的日子里，刀安仁发布了一系列的文告、宣言，为扩大革命成果，促进云南全省起义和光复云南，他还拟定了出师永昌等计划。在刀安仁的感召下，腾越附近的一些土司纷纷捐米、捐款予以支持。刀安仁也倾其家产，拍卖了干崖官租，向干崖一些商号借款以解军需之急。正值革命如火如荼、取得胜利之时，昆明成功发动了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成立了云南军都督府。刀安仁被云南军政府借故遣开，被派作为云南军政府的代表去南京和上海汇报滇西腾越起义和滇西光复的情况。

　　1912年2月，刀安仁经缅甸仰光来到上海，后转至南京。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接见了他，刀安仁向孙中山汇报了腾越起义的情况以及由于内部分歧而受到的排挤等，并表示今后还要回干崖发展实业，开发边疆。孙中山则鼓励他不要泄气，要继续为革命奋斗，并留他在南京休息几天。不久清帝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1912年3月，经云南军政府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和袁世凯的密谋，云南军政府甚至不惜勾结南京临时政府内务府中的某些官员以及少数的“住宁滇同乡”诬告陷害刀安仁和刀安文。南京政府司法部背着孙中山和黄兴，在南京秘密逮捕关押了刀安仁和刀安文两兄弟。4月3日，云南军政府再次致电南京内务司法部诬告刀安仁，电文中称：“前据云南第二师长李根源鱼电称，腾龙沿边十土司，平时苛虐土民，有事乘机煽动，而干崖刀安仁夜郎自大，狂悖谬妄……自称都督，苛索银至二、三万金，索枪至三百余杆……煽动各土司许其独立，反抗汉人，居心叵测，罪不容诛……时该土司因到省要求封爵，并索银三十万两。”又在4月10日，发表了《为土司事通电》，再次陈述了刀安仁的罪行，并对当时的《民立报》、《大共和日报》上发表的颂扬刀安仁的文章进行了回应，要求报社慎言。

　　8月30日，云南军政府再次致电北京陆军部参谋部，要求严办刀安仁两兄弟，称刀安仁在腾越因继任问题酿起事端，并自称都督且要求其他土司填写投誓表。已革的土司刀上达在腾越迫害官民，刀安文勾结各土司拒绝归流。如若不除二人，边疆必定不稳，实为边境大患。必欲置刀安仁兄弟于死地。一时间收捕刀安仁兄弟的原因为媒体所传，也成为民国史上的一大疑案。若不是被软禁在北京的刀安仁夫人朗伴从看守她的李大嫂处得知孙中山来到北京，并通过李大嫂联系到孙中山先生，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强力干预和积极营救，也许刀安仁和刀安文兄弟就冤死在自己参与创建并为之浴血奋斗的民国政府的监狱中了。

　　在刀安仁兄弟获救之后，袁世凯政府还假惺惺地委任刀安仁和刀安文为陆军部咨议，分别授予中将和少将军衔。10月，鉴于孙中山已接受“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刀安仁兄弟这才接受了袁世凯的军衔和任命，毅然奉随孙中山奔赴山东、山西各地视察铁路建设，一心一意致力于全国铁路建设的伟大事业，并积极筹办全国铁路发展建设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年，刀安仁还与孙中山一起向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鄂提出建设滇桂铁路八百九十英里的建议：“以普通每英里之建造一千二百万元，以普通借债利息五厘计之，第一年须息银六十六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共七千二百万元之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