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醴陵人：会党领袖马福益

　　一百年前，武昌城起义枪响，全国响应，一举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成为近代中国探索民主革命救国道路的先声。湖南是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地，也是许多辛亥革命人物的故乡。在众多的辛亥革命人物中，就有渌江畔走出来的醴陵人。

　　会党领袖马福益

　　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湖南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地处湘赣边陲的醴陵成为湖南战略要地，湖南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株萍铁路就经过醴陵。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汉冶萍钢铁公司，炼钢厂在湖北汉阳，生铁出在湖北大冶，炼钢需要的焦煤则由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供给。为方便运煤，1899年，张之洞修建由萍乡矿区至湖南株洲的铁路，1905年12月，全长89公里的株萍铁路全线竣工。自此以后，萍乡的煤便由株洲转水路出洞庭运到汉阳。今天的人们对89公里铁路可能不以为然，但如果知道从1881年修建第一条铁路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的30多年里，全国18个省市仅修筑了9137公里铁路时，我们才能掂量出它的分量。正是因为它，醴陵和近代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经济文化发达之地。正是因为它，黄兴注意到了安源的路矿工人，注意到醴陵均楚人马福益，这个清末湖南省势力和影响最大的会党首领。

　　马福益生于湘潭县碧水湾佃农家，后迁居醴陵均楚瓦子街，务农。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及长，魁梧有胆略，以侠义著名于乡，富于反抗精神，听长辈讲清吏压迫百姓之事，就说“既是要死，何不聚众反抗”。成年后，与父分居，携妻迁居渌口（今属株洲县）。曾在湘潭雷打石石灰窑打工，为总工头，处理纠纷得力，甚得人心。参加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哥老会，不徇私情，按会规办事，会众倾服。当时，流氓、地痞、盗贼、小偷麇集渌口，屡起事端。在商会要求下，马福益宴请各会党首领，厘定条规，维护秩序，从此市面安定，马因此声誉鹊起。1891年，马福益创立“回龙山”，开堂收徒近万，势力遍步醴陵、湘潭、浏阳等县，远及江西、湖北。1894年，马福益由闽、赣、湘、鄂四省“洪江会”推为领袖， 1897年又被湖南、湖北两省哥老会各个山堂推选为龙头大爷，成为清末长江中下游地区极有势力和影响力的会党领袖。马福益纪律严明，会党成员对他既敬又怕，威望日增。辛亥革命先驱、曾任渌江高等小学堂监督的刘揆一当时就认为：马福益与洪江会党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借助会党力量反清闹革命，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早期的主要措施。1899年冬，孙中山派毕永年回湘联络会党，马福益即派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赴香港与兴中会接洽，共谋革命。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联络会党起事，马福益组织会众参与，并派人担任东、南、西、北四路总统。虽然自立军事件失败了，但他并未放弃反清志愿，反而更加坚决、积极，总是砺兵秣马，伺机再起。

　　1904年，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创华兴会于长沙，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另设同仇会，以联络会党。刘揆一盛赞会党旨在反清、团结仗义，劝黄兴联络马福益共图大事。黄兴遂派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携亲笔信至湘潭，策动马福益共举大义。马福益表示“唯命是听”，并邀请黄兴面议。这年春天的一个风雪交加之夜，黄兴在刘揆一陪同下，身穿短衣，脚着钉鞋，头戴斗笠，步行三十余里，与马福益相见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一山洞中。马福益在矿山周围布置了会党成员严密防守，还命人在山凹雪深的地方挖了一个土坑，埋了几只雄鸡。在山洞里，黄兴与马福益正式结义，熊熊柴火将雄鸡烤熟后，就开怀畅饮，共议反清大计。他们商定，当年十月初十即慈禧70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炸死祝寿的文武官员，然后趁机起事夺取省城。起事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指挥，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系新旧各军为主，省城外以会堂为主，组成浏阳醴陵军、衡州军、常德军、岳州军、宝庆军五路策应，由华兴会派遣各路指挥和监军。回来时，黄兴十分兴奋，写下了“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的诗句。

　　和黄兴会谈后不久，马福益就在雷打石的王龙山某寺正式开堂。不久，黄兴派刘揆一持慰问信，并以白马一匹、酒肉和布匹若干作为贺礼，前往慰勉。马福益清点礼物时，发现有手枪、长枪、子弹藏于其中，异常高兴。刘揆一教马福益使用手枪，并传达黄兴指示，要他尽快将会众编练成作战部队，并尽可能使会党成员参加正规军队，待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马福益表示遵令照办。此后，他一方面选拔身体强壮有才干的会党成员统率会众，并常于夜半在山林中演习军事，一方面自己经常骑马往来浏阳、萍乡各地，进行起义组织工作。

　　农历八月十四日，黄兴、刘揆一等华兴会骨干前往浏阳普迹镇再度与马福益会面，陈天华化名郑天然从南昌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见。马福益将其主要部属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一一引见。这一天是普迹的牛马交易大会，黄兴是要借此机会为马福益授少将衔。刘揆一代表黄兴主持了授衔仪式，并赠送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当时决定，等大批枪械从上海运来后，立即发动起义。由于这次授衔“仪式庄严、观者如堵”，对革命运动起了极大宣传鼓动作用。自此以后，相继加入哥老会的成员，非常踊跃，约有十多万。华兴会与哥老会的频繁活动，引起清吏注意，加紧了侦缉搜捕。九月初，一些会党头目先后在湘潭、醴陵、长沙等地被捕，加上有人告密，事机尽泄，清吏按名搜捕。黄兴、刘揆一得党人救援逃赴上海，随后远走日本，马福益则避逃广西，起义流产。这年为甲辰年，史称“甲辰起义”。

　　1905年，马福益化名陈佑衡，由广西返湘，以洪江为根据地重新部署起义，还派人去上海，重新与黄兴取得联络。信中说：“前之失业，半由于党人不慎所致，深自愧恨。今欲集洪会各派之精锐于洪江，作孤注一掷举之势，希派人指挥。” 黄兴、刘揆一等接到信后商量，认为洪江是多山偏僻地区，作战时既能进功，又能防守，可作持久之战，还可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的革命力量发出号召，共同进行革命活动，所以非常赞成这一意见。黄兴、刘揆一等人于1905年3月从上海至汉阳，取出原来寄存在此的43支长枪、7排子弹，密藏在船舱底下，准备送至洪江。谁知刚抵沅陵，被厘卡搜出枪弹，黄兴、刘揆一等与卡兵博斗，天黑才得以脱险，但事情已经暴露，起义又流产。

　　马福益辗转回湘东，联络旧部，以图再起。在萍乡车站被清兵发觉，手刃清兵六人后，因寡不敌众被捕。解往长沙时，清吏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以防逃脱。入狱后，马福益被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但坚不招供，慷慨陈词：“革满人的命，为汉人复仇，我一人杀头，有四万万同胞接着起来，只要冤仇得报，死而无怨！”为保护狱中的革命同志，他除承认自己与华兴会首领有关系以外，竭力证明他人与华兴会没有关系，一些同志得以出狱。与他同时被捕的谭菊生，便是这样出狱的。三月十六日，被捕第三天，马福益英勇就义，终年40岁。马福益遇害的消息传到日本，黄兴等华兴会员深为悲愤，在东京开了一次大的追悼会，还把马福益制定的军纪十条发行十多万册，广为流传。日本各界对他的革命行动也极为称赞，称其为“支那革命的先驱”，报上还刊载着他就义时的照片。

　　马福益从结识黄兴投入民主革命到被捕就义，虽只有短暂的一年时间，却是他生涯最重要的时期。他一生闯荡江湖，尽管声名赫赫，终归只是一个草寇英雄。正是黄兴与他“结义”，引导他投身民主革命事业，才使他的江湖生涯发出耀人光彩并留名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