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川汉铁路，聘詹天佑当总工程师

　　到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共霸占了中国铁路总数的93.1%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的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争斗的加剧，西方列强在海外争夺铁路建筑和贷款特权，成为它们实现输出资本，残酷压迫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重要手段。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展开了对中国铁路主权的争夺战。

　　1895年，法国要求由费务林公司修建并经营从越南同登到中国龙州的铁路，次年，同清政府签订了这项合同，开创了帝国主义侵夺中国铁路主权的恶例。随后，俄国、比利时、德国、美国、英国等相继在中国夺得此项特权，修筑和经营铁路。仅3年之间，英国占2800英里，俄国1530英里，德国720英里，比利时650英里，法国420英里，美国300英里。到1911年，列强共霸占中国铁路8952公里，占中国铁路总数的93.1%，而中国自主铁路仅占6.9%，中国铁路主权丧失殆尽。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命脉，垄断了铁路沿线的矿山资源和部分驻军、司法、行政权，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川汉铁路股票

　　早在19世纪60年代，外国列强就把夺取四川铁路权提上了日程。1863年，英国侵略者准备以汉口为中心，建成西达四川、云南，东到上海，南趋广州，北至平津的铁路网。1899年，英国侵略者继夺得滇缅铁路建筑权之后，又觊觎四川铁潞，要求英国外交部“尽力支持本公司(云南公司)为取得缅甸到扬子江和四川的铁路建筑权所做的努力”。同时，英国上尉白若定奉命带领考察队由重庆经贵州入云南，勘测铁道线路。据《汇报》报导，“英国人周宜师承筑四川铁路已由重庆勘至成都”。法国也不甘落后，第一步就想夺得云南到成都的铁路建筑权，然后，“从这里再筑一条铁路以达扬子江的下游重庆”。连沙皇俄国也想夺取川路，“法国和俄国定好一种阴谋，打算开辟长江上游和四川省”。

　　英法俄德提出在四川建筑四条重要铁路，每条铁路都要修到重庆

　　如果说，1900年以前帝国主义夺取四川铁路权的活动还处在酝酿和进行勘测阶段的话，那么《辛丑条约》之后，帝国主义便操纵清政府切实下手了。他们“攘臂坐索”，“计求强取，百端纷扰”，胁迫清政府交出川路主权。这是因为，尽管《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轮船上驶重庆，但是川江航道险恶，被外国商人普遍视为畏途，一致认为“虽然各国炮艇上下往来”，但“因为能通过险滩的轮船必须吃水甚浅，而机件甚重，难予装货”，所以“扬子江上游的轮船运输不可能获利”。事实上，直到1909年“蜀通”轮到达重庆，川江上才出现了第一只从事商业性客货运输的轮船，仅此而已。至于大量商轮航行于川江，那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了。在20世纪初年，川江上难以实现商业性轮船运输，这是帝国主义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必须另想办法。1903年，清政府外务部奏称：“川省物产充盈，必达之汉口，销路始畅。惟其间山峡崎岖，滩流冲突，水陆转运，皆有节节阻滞之虞，非修铁路以利转输，恐商务难期畅旺。现在重庆业已通商，万县亦将开埠。外人经营商务，每以川江运道不便为言，必将设法开通，舍轮舶而就火车之利。”这段话道出了一些清朝官员对列强争夺中国铁路权的隐忧。而帝国主义列强正是抱着“舍轮舶而就火车之利”的狂图，加紧了夺取由成都经重庆而达宜昌、汉口的川汉铁路的行动。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英、法、俄、德等帝国主义，提出了在四川建筑四条重要铁路的计划，它们是：(一)英国拟将滇缅铁路延长至重庆、成都。(二)法国拟将滇越铁路延长至成都、重庆。(三)英国拟筑川藏铁路(由今昌都经康定而至成都、重庆)。(四)英、法、美、俄、德等国，咆哮恣肆，强索川汉铁路。每一个计划都与重庆有直接关系。英国资产阶级学者肯德在所著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中把这一点阐述得非常明确，他说，“这个省份(即四川省———作者注)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要得到这一切，就要打开它的大门，就要使“条约港重庆”，“成为远东的圣路易”。正因如此，重庆人民深切感受到帝国主义夺取川汉铁路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威胁，因此，在保路运动中进发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向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 

　　川人自办“川汉铁路公司”，重庆民众为川汉铁路的筹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从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阴谋夺取川汉铁路以来，四川民情激昂。群众除了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勘测铁路外，更要求自办川汉铁路，抵制侵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保卫四川铁路主权的最好办法。

　　1903年，英、美等国向清政府外务部强索川汉铁路日紧，四川绅民奔走呼号日急。同年，锡良由热河都统调任四川总督，在人民舆论压力下，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清帝令外务部议奏，外务部奏复同意。

　　锡良到任以后，于1904年1月在成都设立了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这一举动，在客观上对于抵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鼓舞四川人民保卫川汉铁路的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锡良必竟是清朝政府的封疆大吏，他创办川汉铁路公司是为了以“自办川路”来缓和人民的斗争，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引起四川绅商强烈不满。在舆论压力下，1905年，锡良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官商合办”。锡良的做法，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能平息四川人民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