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为何救不了清朝 政府不放弃特权失信于
辛亥革命网 2013-05-09 00:0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沈阳 查看：
曾经一度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拒绝改革。为了富国强兵，它也热切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然而，在国家主义价值观的束缚下，清朝的政治改革长期仅仅停留在政府机构改革的阶段。司法独立和法政建设一拖再拖，终于失信于民。迟到的预备立宪，并不能帮助清政府免于覆亡的命运。
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洋务运动
领导了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是清政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过，就制度层面而言，林则徐个人的意义相对还是有限的。真正开始认真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制度的事件，却发生于鸦片战争二十多年之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部分官员逐步认识到了西方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的先进性。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政府的奏折、谕旨和基层士大夫的文章中频频出现。在镇压内乱中起家的部分汉族地方官员，利用其在军队和朝廷中的政治优势，发动了一场被后人称为“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的改良运动。
1861年，为了更好地和西方列强交往，清政府设置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一个中央级机构。总理衙门开始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到了后来则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和“洋务运动”的领导机构。总理衙门负责包括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务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有了总理衙门这个机构，洋务派就可以在朝廷上直接提倡洋务战略，并将计划制定下来，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总理衙门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861年的7人发展到了1869年的10人、1876年的12人。从1861年至1868年，五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任总署大臣；1869年至1875年，发展为四人；1876年至1881年，为全部兼领（1880年起军机大臣增至六人）；即使在时局大变的1884年，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可见总理衙门这一新机构在清政府的政府体制中的重要地位。
1861年天津开放，清政府设置了通商大臣一职。分管南洋和北洋的两名通商大臣，在清政府实际筹划和督办自强新政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870年，洋务派的著名领袖李鸿章担任了北洋通商大臣。1865年，奏请同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1870年，曾国藩得到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经办，为此后者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在海关税收领域，1860年代初期，海关总税务司成立了。这一系列措施，相对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
后人很容易以为洋务运动是单纯的经济领域内的变革，如官员开始重视起了工商实业。也可能认为洋务运动是单纯的军事变革，如洋枪洋炮的大量装备军队和海军军队的设置。或者认为洋务运动仅仅是地方意义上的变革，并不涉及到中央国家制度的变革。其实，这一切都是偏见。虽然服务于其他目标，洋务运动仍然可以说是涉及了中央政府机构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历史也很无情，由于缺乏以法政文明为先导的民权救济机制和政府限权机制，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证明了：仅仅出于国家主义目的，政府机构的简单增减，或者政府部门调整与合并，并不能促进清政府走向相对于西方列强的、真正意义上的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