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义前后我的见闻及经历(2)

　　我们同一位比我大四岁的表侄在城内住了五六天，便雇一大船，逆江而上。入峡后，突逢水涨，桨橹无所施其用，只能用十余人以竹缆挽舟前进。滩上的“潮口”仅容一船通行，大小数十只船齐泊滩下，依次过滩，费时甚久，竭一日之力，才走得二三十里路。航行四天，始抵黄陵庙，离宜昌城不过才九十里；往日旅行之难，岂只蜀道而已哉！时祖父已经知道我们的行程，派人沿江下行相迎，适相逢于黄陵庙，我们便舍舟登陆，乘“兜子“（宋时称“竹舆”已用此名）绕三斗坪而归。因事变而使全家三代获得意外的团聚，倒也值得庆幸。

　　彼时乡间的经济情况还相当好，粮食够吃，木梓（即乌臼子，可制油），桐子外销的市价很高，猪鬃、竹、木、牛羊皮革也都可大量出售；这些农副产品换来的钱拿去做一家人的每年添衣、应酬之用，是绰有余裕的。一到腊月，家家都杀猪宰羊，制腊肉、香肠以为过年之用。宰猪的时候，照习俗，必请亲族大吃一顿，客人往往五大桌之多。各家总是事先相互商量，把日期安排一个次序，免得彼此冲突；大概从腊月初一直到小年左右，各家轮流互请，每天至少总有一餐。黄昏以后，才各提灯笼，点“火把”，扶得醉人归家。到了正月初十前后，大家又照例安排，请吃春酒；吃喝而外，还有龙灯、狮子灯、花鼓戏、“插路香”各种玩意儿，一直闹到正月底。处处都是一片太平景象，改朝换代的事是山中农人所不过问的。当时革命运动同他们发生的关系只是剪掉辫子，而这件事却是他们很愿意做的。

　　侥有历史意义

　　这次在乡间住了四个月左右，中间跟父亲到过一次宜昌城。我从小很少同父亲接近，这回出门朝夕相待不离，还是生平第一次呢。我们寄住“劝学所”（即今日之县教育局）内，所中的负责人是一位姓周的老优贡，他是父亲少年时的同学，性诙谐，常笑得声振屋瓦，骈散文都做得很好，而且很快。他们两个常于茶余酒后，追谈往事，倒令我在旁边听到不少科举时代的掌故，及同（治）、光（绪）以来宜昌社会同经济变更的实情，与好些世家大族衰败的经过。可惜当时我没有笔记下来，不然，倒未尝不可以写成一本清末宜昌政府的社会文物志呢？

　　我们住到年近岁逼的时候，才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买舟西上；入峡，刚走到寇莱公遇险处之黄魔峡，便遇大雪。时已“小年”以后，来往川鄂的商船早停，本地人外出的也很少，我们走了大半天，竟未遇着一只别的航船，好像整个峡江为我们父子所独有，真令人感到寂寞中之伟大。转念一想，伟大似乎总免不了寂寞，人若真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境界，也就非怆然涕下不可了。舟过鲤鱼潭（即后来洪宪皇帝筹备登基时发现石龙之处），见有小艇下碇滩头，一披蓑戴笠的渔翁正在船头“独钓寒江雪”，那种诗意画境却使人俗念尽蠲。尤其有趣的是我们舟过其旁，恰巧看到他钓起一条重约两斤的鳊鱼，我们马上买来，催舟前进，至“虾蟆涪”下，停舟取水，共炊晚饭。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长江帆船歇的时候，我们驾一叶之扁舟，携匏尊以自随，汲亘古之名泉（虾蟆涪的水曾经陆羽品为天下第四泉），烹缩项之细鳞，更佐以刚采自葛洲坝落地及碎之黄芽菘，与新得诸城内之陈年“莲花白”，把酒尝鱼，真快朵颐。饭后，依舷品茗，尝夜色，听滩声，远望三朝如故之黄牛似成一旦突变之白犀，司逝者未来，知真体之永存，另有会心，怡然自得，殆飘飘乎若神仙中人矣！此境，此乐，在此后五十一年中，再也没有遇到过第二次。

　　我们回家不几天便是除夕。除夕前，照常俗，要举行一次室内外的大扫除，真把全家大小忙了一个不亦乐乎。除夕下午，要用鸡、鱼、肉“小三牲”去祭土地爷，然后以全席祭祖；祭毕，方合家团坐吃年饭，一直吃到八点左右。稍停，便出门“上灯”，把家中的壮丁男孩分成几队，携带很多灯笼蜡烛，分途到坟地向祖父辞岁，每一坟上挂灯一个，凡在十里八里以内的坟，均须一一上遍；更远者，则早日托彼处附近的亲友代上。家家如此，风雪无阻，弥望数十百里内的山谷，都灯光闪耀，灿若繁星，真算得一种异俗奇观。上完灯回，已是元旦，大致将近五点了。此时家中早已把“火垅”收拾清净，将很久便已预备好的一个重百余斤的大树根安放其中，围以干柴，烧成旺火；以后便日夜不熄，直到元宵后方罢。这时全家人都要更衣，男的穿上马褂，女的穿着裙子，准备“出行”。“出行”的仪式是预先在大门外旷场上，按照历书上指定的“春神”方向，设一长桌，上置香烛，下铺红毯；然后将大门关好，在“天井”边燃火把若干，凡属十二岁以上的男子人执一把，依长幼次序鱼贯而出，开门，至广场，放下火炬，顺次至案前拜天地，放鞭炮。男子拜罢，女子再拜；均毕，再入室，向祖宗牌位拜年。然后依次向尊长贺年，各食合包蛋二枚，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更可得到压岁钱。此时天已大亮，族中晚辈之拜年者，即将接踵而来，“流水席”须开一整天了。这些繁琐的礼俗，我幼时深以为厌，近三十年来乡下人因而尽废古礼。追思往事，才觉得那是太平盛世的现象，而且侥有历史意义。

　　非汤武，薄周礼

　　我们在宜昌城里，看到沪、汉的报纸，知道临时政府已在南京成立，正与袁世凯交涉清帝退位之事，晓得大局即将安定，因决定于正月下旬出门。到武昌后，先下榻于斗级营之洪发栈中。将两月，搬至日新学堂。彼处原为一私立中学，我的父亲是创办人之一，现虽停开，而校舍仍存；父亲乃约了三四个朋友住进去，共雇一工人烧饭打杂，比旅馆舒适清静得多。同住的有纪雪岑老丈，他工书，尝教我写字，并介绍我看艺舟双楫与广艺舟双楫。我因此而略知书法理论与碑贴的品类源流。客中无事，便临写岳麓碑，十七贴、章草、书谱。从此乃粗通草书。我向来不喜欢写字，这两个多月总算对此道略微下过一点工夫，此后就再也不曾练过；短期学书，自然不成，然而纪雪岑老丈诲我之谊固深可感也。在日新住到夏天，大家散伙，我们迁入一新开的荣花旅馆，馆主人原为方言学堂的“号房”，招待我们很周到；且寓客多系熟人，倒可使人不生羁旅之感。在武汉流浪了大半年，大专学校迄无开办的消息，而是重阳适为祖父七十初度之日，父亲因公不能返乡，我就当然非回去不可，乃于八月稍只身西上，在祖父寿辰前三日抵家。

　　我以前曾经看到过好几个总督，提学使到我们学堂去训话，他们都是踱着方步，唱看哼哼腔，十足底表现出一种毫无生气的模样。我也常到谘议局旁听，见惯那般督、抚、藩、臬受质询时的一副窘像；又看到学生们打抚台衙门，闹“皇会”，而所有大员对之毫无办法。因此我深信那一群行尸走肉的封疆大吏非把国家弄亡不可。一旦听说革命成功，共和建立，以为一定是英俊辈出，气象焕新，我从此可以踏入理想社会，满足求知欲望，准备将来做一个太平盛世的有用之人。到武昌后，居然有机会瞻仰到中山先生的风采，我曾经跟着他的马车跑过两条街，并费九牛二虎之力，挤进湖南会馆去听他演讲；人多声杂，他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但是他那庄重的神气、诚恳的态度和极其自然、雍容大方的举止，已足令我衷心钦佩。当时就想到，这样伟大领袖人物为什么要把总统让给那狡滑阴险的袁世凯做？在武昌半年，曾经好几次遇着部长（后来改称司长）、师长、司令、局长一类要人，他们大都只二十多岁，一点官架子都没有，绝不像前清的官僚讨厌。但是他们在会场中讲的话都是夸大空洞，在私人应酬时，更是言不及义，使我觉得他们的知识并不见得比我高好多。加上好些新贵——包括我那位21岁做营长的表兄在内，都过着很侈靡的生活，真不知道那20元一月的津贴何以能够维持他们的开销。军人们在都督府吵闹的事常闹得路人皆知，难道一定要编好一套朝仪，才可以不拔剑击柱吗？有一位父执辈的太史公朱星胎先生和我们有短期同寓之雅，他几乎每天都要做几首打油诗描写当时军政界的笑话，令人读之，不禁有“楚人沐猴而冠”，至今未变之感。我返乡不久，便遇着办选举，我们那一区投票的地点设在黄陵庙，我陪祖父前去，看到有组织好了的一群人把十分之九的选票，一包一包底领去包办，都填上郑万瞻的名字。此人素无乡曲之誉，“峡上”人因其住在青滩，都呼之为“滩痞子”；可是他此次竟这样当选，从此发迹，卒成为安福系之第二批祸首。民国第一届选举就办得如此，我在场目睹，因而对于选举制度大为怀疑，竟养成一种不愿投票的心理。总之这一年的阅历逐渐使我的心境志向由惊奇变为疑惧，由乐观变为消极；方知稽叔夜之“非汤武而薄周孔”为自有见地，其用心盖良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