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与云南辛亥革命(2)

　　其一，强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云南》杂志中，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掠夺，始终为其主旨。杂志中《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滇缅疆界谈判》、《法人窥视云南之渐》、《危战，云南七府矿产》、《云南之将来》、《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等政论，《缅甸亡国小史》、《血雨腥风录》等纪实和“缅甸亡国之君”、“法领安南之人头博览会"等照片，深刻具体地分析和揭露了英、法帝国主义以缅甸、越南为基地对云南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渗透，妄图一举占领土、夺路矿、侵掠云南的罪行和阴谋。对缅甸、越南人民被殖民主义者残酷奴役的遭遇深表同情，并以之为前车之鉴，唤起云南入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同时，对清政府屈膝媚外的卖国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在这些论著中，革命党人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千数百万人民之所有也。……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尽，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我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及强租者，是国仇也；是皆足以害我国民之全体者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除去之”⑤。他们大声疾呼：“呜呼，我国民！其各奋尔决心，尽尔实力，以无量铁血，保无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一片净士。要使神州禹域，寸土重于寸金，虽合全世界之大资本家为一托拉斯，而亦不敢问价；虽合全世界之大军事家为一同盟军，而亦不敢逞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⑥以往，许多研究者在评论当时革命党人所办刊物的著述中，都以其反帝旗帜不够鲜明为憾事。然而《云南》杂志的反帝色彩却为世人所注目，在同类刊物中，堪称突出。

　　其二，热情传播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云南》杂志从第九期至第十六期，以大量篇幅，连续发表《国民主义》、《国民的国家》等研究、介绍近代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学说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论著。这些文论，通俗地提出：“国民主义之大要，在国家以人民意思而谋，盖国民主义实广义之人道主义，平等、自由主义”⑦等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认为“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非少数贵族之国家，更非君主一人之国家”，“推立君主，是为民约之因，人民之予君主，有应尽之责，是为民约之果。若夫君主妄逞己意，而与民约之旨向背驰！则君民之义既绝，应尽之责亦随之而灭”⑧，所以，进行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是天经地义，顺乎情理，势在必行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杂志第十五期，曾登载了一篇题为《俄亥俄州之理想乡》的翻译小说，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办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的情况，宣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这一些论述和宣传现在看来绝非很深刻、很全面，但在当时封建主义的“君权”、“天命”观念肆虐于世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人们打破精神上的桎梏，要求进行社会革命，却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由于《云南》杂志形式多样，内容新鲜，战斗力强，当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著名日本政治活动家宫崎滔天曾说：“当时，《民报》非常畅销。与此同时，一伙云南革命党人出了一个名叫《云南》的杂志，《云南》也非常畅销。《云南》的编辑以吕志伊、赵伸为主，把我的家作为发行所。”⑨情况正是这样，同盟会云南支部对《云南》的编辑、发行十分重视。支部长吕志伊不仅担负着杂志的实际负责工作，而且撰写了大量文论。一位革命党人刘九畴，为操办刊物“劳瘁成疾，呕血而卒”。省内外人士及旅居海外的侨胞和留学生纷纷为杂志募捐款项。杂志的发行量也从每期干册增至数干册，不仅在日本和海外广泛流传，而且还在北京、长沙、上海、贵阳及昆明、大理、腾越、临安等省外三十九个城市，省内九个州、县设有分社、派有代表及发行所等。杂志刚发行一年，就有人盛赞其“三大功效”，谓其“对于本省人士，近一年来群知外患之迫切，岌岌莫可终日，国民责任无或旁贷。或议收回路矿，或为保护权利，或筹谋自治，或监视官吏，轰轰烈烈如朝日之东升”。“对于各省同胞，及此杂志出现而全国舆论谓，云南人心尚未死尽，或可图存万一。于是而，救云南以救中国之声遂满于社会”。“对于荚、法，曾私出巨金贿赂当道，使之封禁，不准出刊；……后以至伦敦、巴黎之报竟相鼓吹，云南人醒矣!”⑩这充分说明，《云南》杂志在传播民主思想、宣传鼓动革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先导作用，为云南革命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随着宣传活动的展开，同盟会云南支部的组织也同时迅速扩展。1906年初，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共有863人，其中籍隶云南的仅有21人⑾。以后云南支部很快就发展到了50人⑿。到1908年，仅在东京由吕志伊“介绍及主盟而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⒀。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云南留日学生，而其中又以留日士官生居多。如以后在云南辛亥起义中发挥骨干作用的殷承瓛、唐继尧、张开儒、庚恩旸、赵复祥、叶荃、黄毓英、杜韩甫、李植生、禄国潘、邓泰中及傣族土司刀安仁，旅缅华侨张成清等，都是在那时参加同盟会的。在组织发展中，云南支部不仅注意了在日本的留学生，而且注意了在省内的革命人士及云南旅居海外的华侨。在省内，早在1904年，云南学界中的李伯东、李鸿翔、何瑛、李治、谢树琼、李伟、杨洛图等就“秘密结合，设立誓死会，誓与满清偕亡之意”。“丙午，杨振鸿自日本归，商诸滇中大吏，设立体操专科，借此为同志集合机关。杨振鸿又闻李伯东名，密与订交，约入同盟会，劝李组织机关，担任滇省革命事务。李伯东慨然诺。是年冬，邀同志李治、谢树琼、李鸿翔等二十人，就轩辕宫学拳术，且密与许恒昌、杨洛图等设立兴汉会，歃血为盟，订定会章。……(丁未)滇垣设立师范传习所，学生由各州县考送，该所所长及教习，多由日本归来者，因设滇学会，革命党人均集其中。李伯东又联络各校学生组织敢死会，如石屏之高朗、何瑛，河西之范石生，普善，云龙之董承志、王九龄，曲靖之徐镰、施为章，大理之马明远、杨大用、李莲芳，腾越之李治、周从锡，普洱之段纯一、许景升等，均党中强健分子。又相率组织文明演说会，鼓吹革命，新编戏曲，演唱新剧。伶界著名花旦翟海云，党员而有气概者也，亲自上海购衣服，排演新剧，以灌输革命命思想于普通人民。云南革命之机，至此已蓬蓬勃勃，有不可遏抑之势。”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