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时代意义(2)
（二）日本友人
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一方面是以日本为基地，同时也受到很多日本友人的帮助。在遗留的函札中，可以看到他和日本友人通信，互相讨论革命消息，日本友人居间帮助很大，如民国前九年（1901年）致平山周函中谓：“近闻日露（俄）之风云甚急，将不免於一战乎？果出於战，公等未知能否运动政府兼图南局，一助吾人之事也”。
民国前五年（1905年）致函萱野长知谓：“弟念兄雄武过人，谨以东军顾问之任相托，望襄助都督，以建伟业，並恳延揽同志，以资臂助。”
（三）相互提携
至於对於日本的外交关係，主张相互提携的理由，至少可以分三方面说明，其一是两国地临紧邻，利害关係密切；其二两国是同文同种的民族，有兄弟之情谊；其三两国都曾受列强侵侮，日本如果有同情心，推己及人，必愿意帮助中国民族复兴。
民国二年2月，中山先生曾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演讲：“亚细亚之东，中国之近邻，有日本之强国，此强国为中国同文同种之友国……要之，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中日两国人民，互为亲邻……亚细亚之和平，亚细亚人应有保持之义务，然中国现在则欠乎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
又说：“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之兄弟也。假使此双生之兄弟，有阋墙之事，则亚细亚之一家，绝不能保持其平和。日本为亚细亚之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之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为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维持，盖无可疑者也。”
中山先生於民国二年在东京对留学生演讲说明：“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於亚东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又说：“日本与中国利害相关。欲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东亚利益。大凡立国，必须与利害相关之国，携手进行，方能进步。利害不相关之国，纵彼欲与我相亲，我是不可与之亲近的。”
民国六年，中山先生致函日本寺内正毅谓：“文窃以东亚之和平，与中日将来之发展，必待两国人持正之提携……贵国能彻底援助支持正义之一方，使其革新，遂行无阻，自足收永远和平之效，而民亦感激了解贵国之诚意，亲善之实自举。”
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说明对於中国是否参战问题时，说“不知中日关係密切，决非同文同种云云说明之而足，国际上之真结合，必在乎共通之利害。中国惟与日本同利同害，故日本不能不代计中国之利害，而进其忠言。”
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发表忠告日本国民宣言，说：“中国与日本壤地密接，历史上精神物质之关係至深且切，论其情谊，俨如兄弟。”
所以，“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说：“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故，其能助我开发之力尤多，必使两国能相调和，中国始蒙其福，两国亦赖其安，即世界文化亦将因以大昌，故中国於日本，以种族论为兄弟之国。”
所以，中山先生提倡大亚洲主义，而说“夫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之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其门罗主义，统和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而将来更可以此三国之势力，销兵解仇，谋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国蒙其福也。”
中山先生所主张之“大亚洲主义”思想开始很早。民国二年2月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演讲中，说明“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又说：“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之兄弟也。”已见“大亚洲主义”之端倪。
民国二年，中山先生曾在戴季陶氏陪侍下，访见日本桂太郎首相，中山语桂太郎谓：“就大亚细亚主义之精神言，实以真正平等友善为原则”。
民国十三年11月28日，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对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演讲，提出“大亚洲主义”详细阐述，是中山先生晚年对於“大亚洲主义”的思想结晶之总说明。
“大亚洲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以文化为结合分解点，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
“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的民族，便很有势力。”
“不过对於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讲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如果亚洲民族全联合起来，用这样固有的武力，去与欧洲人讲武力，一定是有胜无败的。”
所以实行大亚洲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
实行大亚洲主义的手段，就是实行王道文化，但是对於顽恶不敏的欧洲霸道文化培育出来的列强帝国主义，则以亚洲民族全部联合起来，使用武力。所以说“美国学者对於一切民族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等解放的文化！”
大亚洲主义对於日本的期盼是日本在亚洲国家之中，学习欧洲的武功文化最称完全，日本在当时是亚洲东方一个完全的独立国家。希望日本与中国携手合作，来担当亚洲的和平。所以中山先生在演讲“大亚洲主义”时，终结时，提出：“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乾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中山先生对日本的期望是：“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育，而与中国相提携也。”“日本为亚细亚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为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维持，盖无可疑者也。”
开国先贤胡汉民氏曾记述日本松井大将之谈话：“中日两国，必须本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体行大亚细亚主义，以维係远东之和平，谋中日两国之共存共荣，倘中日两国不能协力於此，至使中国不得已而与苏俄及其他国家相携手，实将为日本之过。”
胡汉民氏评述：“孙中山先生之大亚洲主义，含义至为明显，约而言之，为东方的王道主义的，非西方的霸道主义的，为济弱扶贫主义的，非巧取豪夺的，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非帝国主义的独占主义的；故与近时日人所艳称之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亦大异其趣。”
五、结论
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致力於改变亚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平等的国际关係，呼吁以中、日合作为基础，並联合亚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谋兴亚的亚洲区域主义。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则是企图在东亚建立日本帝国的霸权政策。两者目的、主张、与原则並不相同。
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体係中的一部分。换言之，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与世界大同的主张，构成一个体係建构。此一体係与当今世界同时存有国家、区域组织、与联合国等三层次的结构，能够相互融合互动共存的。因此，大亚洲主义具有发展国际区域主义的时代性与实用性的价值。中山先生终其一生，未能亲聆日本对於大亚洲主义的善意反应，亦未亲睹中国的统一富强，如中山先生於民国十三年11月24日在日本神户对记者谈话：“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