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访谈提纲到历史图景（连载2）(4)

　　1951年4月10日（三月初五），祖父被错杀了，我们的远房亲戚从巴东县城翻山越岭一百八十里路，把祖父的尸体抬回大石桥。他们用农村做酒糟的篾席捆着抬回来——而不是用芦席，芦席受不了力——放在现在的故居的外面，院墙的东边墙角下。过来看的人都不敢动。不知谁说：“小毛，你把那个篾席拆开来，让我们看一下。”我就上前打开了。祖父穿着灰色长衫，左胸前有一个洞，头被剃光了，灰灰的。我不知听到哪一位说：“哦，还好还好，他只有一枪的罪，只打了一枪。”那时候好多地主被枪毙，在头上打一颗“开花弹”，打得脸都看不见了。几个人拿锄头把祖父埋在老房子旁边的一片竹林里——现在的邓玉麟陵园那里。他一直埋在那里，没动过。祖父的坟墓本来只是一个土堆，直到1982年祖父平反后，我和姑妈在武汉会合后，才为他打了一个新的墓碑，上书“邓玉麟先生之墓”。

　　1950年，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哥哥、两个弟弟和叔叔先到上海。1954年，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才和父亲一起从家乡湖北巴东走到宜昌，坐船到武汉，再到上海。我父亲是光华大学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滞留家乡，没去武汉和上海。直到1954年审查完成，认为他没有问题，才开了路条，允许他到上海和自己的夫人、我的母亲周修德团圆。母亲一直在努力申请我和我父亲到上海来，前前后后好多年才成功。离开家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尽管那是我度过了非常痛苦的童年的地方，但是，我对家乡有着不可磨灭的感情。我的母亲叫周修德，修字辈是她的家属的派名，原名叫周竹青。我的母亲是一个坚强、能干的旧社会的老式女人。她一辈子吃了很多苦，默默地忍受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我们三兄弟都对她特别敬重。

　　8．《范腾霄外孙女陈瑜口述史》

　　范腾霄（1883—1952），字瀛艖，湖北利川人。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次年在黎元洪营中任湖北护军马队第一营文案兼国文教师。1904年考入将弁学堂，毕业后任二十九标见习士官，随后加入日知会，并成为会中骨干。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商船学校学习驾驶，后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交际干事。1911年回国，任湖北军政府副官兼海军参谋长，汉阳失守后，他力主坚守武昌。12月参与南北议和事宜。1912年任首义军官组织的将校补充团副团长、讲武堂监督。同年冬去北京，任参谋本部上校科长。1918年再渡日本学习海军，回国后在海军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瑜，范腾霄外孙女，1942年10月18日出生于福建延平。先后就读于恩施小学、恩施二中，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后考入马房山中学、武汉市财贸干部学校，在武汉从事会计工作。

　　1964年，我从武汉市财贸干部学校毕业，当时的毕业生是包分配工作的，我先后在武汉市油脂公司、武汉市硚口区粮食局和石油化工部中南产品管理处等单位工作。在粮食局工作期间，我因为自己的文艺特长，参与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合唱团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1979年12月，我进入石油部中南供应办事处工作，直至退休。

　　9．《高振霄外孙王琪珉口述史》

　　高振霄（1882—1945年），字汉声，湖北房县人，毕业于两湖总师范学堂。同盟会员。参与武昌首义，后主持筹组湖北军政府民政部，与蔡济民、牟鸿勋等被任为总稽查，时称“八大金刚”。后历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会议员、非常国会参议院议员、汉冶萍公司清算委员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振霄任上海策反委员，1945年3月21日，日军胁迫高振霄出任伪职并为其设宴，高振霄赴宴，拒绝要求，饮下日军的毒酒牺牲。

　　王琪珉，系高振霄先烈外孙，生于1953 年，上海市北方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总裁、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特聘顾问。参与编著《高振霄三部曲》。?

　　我叫王琪珉，出生于1953年3月，是高振霄的外孙。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了解家庭和辛亥革命的联系。当时我12岁，和外婆住在一起，中央专案组到家里来调查辛亥先烈的一些情况，所以稍有耳闻。但外公具体的历史当时也很难说明白。

　　1969年，我下乡前，外婆送了我一块Omega怀表，是我外公生前的遗物，是孙中山先生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送给我外公的。我外婆把这块怀表给了我，告诉我这背后的故事。外婆一直跟外公相伴，了解得比较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没多久，她就去世了。后来我所了解的外祖父的事迹，则大部分是从母亲那里知道，也不是很全。外公外婆就我母亲一个女儿。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在武汉举行，我参加了纪念活动，接触了其他辛亥后裔，和他们聊，知道先辈们以前都是共事的，像邓玉麟的后代、田桐的后代，和我一样都是湖北籍，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后来，我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又开始寻找史料，撰写了《高振霄三部曲》。

　　外公的祖籍在湖北神农架地区的房县。毕业于两湖总师范学堂。参加了文学社、共进会。他反对清政府的腐朽制度，提出了“振兴中华，福利民众”的口号，这后来也成为我们家的家训。据我外婆和母亲回忆，我外公是很知书达理的人，相当有正义感，有原则，所以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何会参加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成功后，外公主持筹组湖北军政府民政部，与蔡济民、牟鸿勋等被任为总稽查，时称“八大金刚”。后历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会议员、非常国会参议院议员、汉冶萍公司清算委员会委员。外公也参与办报并写文章。我们从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可以了解到他当年参加武昌起义的经过。1920年9月15日，外公与胡祖舜、范鸿钧、张知本、曹亚伯、白逾桓等辛亥文人志士在上海成立“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并创办《新湖北》刊物。1920年10月10日，外公在《新湖北》第一卷、第二号“国庆纪念号”特刊上，以高振霄及其笔名汉声同时发表了《武昌起义有三件可纪念的事》《自治与自由》《爱尔兰的一少年》《汉冶萍的危机》四篇文章。

　　读《武昌起义有三件可纪念的事》这篇文章，我感到尤其亲切，能真实感受到外公的所思所想，他心中涌动的热血。外公认为，武昌起义有三件可纪念的事有三件：一是奋斗的精神。二是牺牲的精神，三是无掠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