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访谈提纲到历史图景（连载2）(3)

　　我所了解的辛亥革命，与书上写的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章开沅先生对这个认识太深刻了，我最佩服的辛亥革命研究专家中，章开沅先生是其中之一。章开沅先生的文集，只要找得到的，我都看了，特别是他晚年的一些反思非常深刻。他说，以前我们研究历史，受到两个局限性，一个是国民党的正统史观，一切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主脉，都是围绕孙中山先生来做，所以武汉辛亥革命的地位和武汉辛亥革命史的本来面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再一个就是共产党的斗争史观，反正斗的就是好的，排斥其他。他认为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比如关于黎元洪的很多事情就应该重新认识。

　　另一个我佩服的人是冯天瑜先生。冯天瑜先生原来是学生物的，武汉师范学院毕业，由于受他父亲的影响，他对历史很感兴趣，写了一本《辛亥首义史》。该书刚刚一出版，他就送了一本给我。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里面有很多不妥的地方，当然其他的辛亥后裔也发现有不妥的地方。于是我们一起到武汉大学和冯先生进行交流。交流中，有的辛亥后裔很激进，说冯先生歪曲历史，诬陷辛亥志士，要把他告到法院去。但我比他们稍微理性一些，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里列出了书中的十几条硬伤，并逐一列出了我的依据。最后我写了一段话，大家认为你是历史学大家，你写的东西别人都是当真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大家是一种责任，我相信你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相信你有改正错误的能力。我是做自然科学的，做自然科学一个最基本的立脚点就是每一句话都要有依据。社会科学领域有哪些规则，我完全不懂，提的意见供你参考。结果冯天瑜先生非常了不起，他把能够改的地方都改了。但最根本的问题即10月10日晚上的错误描述没有改。后来冯先生跟我说，你有很强的研究能力。10月10日晚上的描述是贺觉非先生原来这样写的，我就没有改动。再说现在改动也来不及了，因为要赶到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前出版，只有以后再版的时候再修改。章开沅先生有很多想法，他希望他的弟子能够按照他的想法，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推进一步。冯天瑜先生的研究留下了很多的遗憾，章开沅先生的研究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因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很多历史事实得不到客观公正的反映。我在《蔡济民其人其事及其精神品格》里就有一段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心理位置和地理位置之不同），从不同的视角所看到的自然现象也罢，社会现象也罢，都是有差异的，看到的历史也是有差异的，所作的描述当然也是有差异的了，可谓：‘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同的人虽然视角不同，但得到的结果却往往会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聚焦点，应当可能就是事实的真相所在。”历史研究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6．《陈去病外孙张夷口述史》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又字巢南、病倩，别号垂虹亭长。笔名季子、醒狮、大哀、南史氏、有妫血胤、东阳令史子孙等。江苏吴江人。1903年在日本加入中国留学生拒俄义勇队，主编《江苏》。回国后任教上海健行公学、吴江国民学校、绍兴大通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竞雄女学同时，大量结社办报，与邓实、黄节等组建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倡呼保存国粹同时西学东渐。与包天笑、欧阳予倩等改革戏曲，创《二十世纪大舞台》，将报纸作为反清阵地，宣传推翻满清封建帝制。1906年加入同盟会，自此长期追随孙中山，投入民主革命。1907年为纪念秋瑾酝酿发起成立南社，为三位主创人之一，入社编号1号。1911年与徐自华指挥苏州起义，又张默君等力谏苏州和平光复，急创《大汉报》统筹辛亥光复舆论工作。1913年初，陪孙中山考察松江，受命筹建国史馆。7月，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黄兴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陈去病任秘书长。1916年又陪孙中山东南良港考察，为《建国方略》作准备，孙中山在《陈母倪节孝君墓志铭》文中称“十年袍泽，患难与共，知去病者，宜莫余若”。1918年应孙中山召赴粤护法，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孙中山在韶关北伐，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陈炯明兵变，孙中山授命回沪，兼任东南大学教授同时任江苏临时省党部委员，于沪组织江苏民治建设会。同年随孙中山北上，任清理清宫古物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任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堪定中山陵址，又任持志大学教授。历任江苏省党部临时监察委员、古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分会主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3年病逝同里，政府明令褒扬，1935年公葬虎丘冷香阁下。著有《浩歌堂诗钞》《浩歌堂诗钞续钞》《浩歌堂诗钞补钞》《百尺楼丛书》《诗学纲要》《辞赋学纲要》《古宫杂记》《明遗民录》《清秘史》《巢南杂著》《五石脂》《南社杂佩》《尘网录》《浩歌堂近谭》《吴江诗录》《笠泽辞征》《松陵文集》《陆沉丛书》《莽男儿》《病倩词话》《虎伥遗恨》等著作。

　　张夷，南社创始人陈去病外孙，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还要讲到我的父亲（张左一，陈去病女婿，著名剧作家，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倡议者之一），我父亲是陈去病先生的女婿，由于陈去病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南社重要创始人，所以受他影响，我父亲的政治生涯也经历了坎坷。1948年，我父亲在太仓师范读书，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翻过了学校的围墙，渡江到苏北参加了解放军，就在粟裕的部队，他曾经做过叶飞的文书。后来他跟着大部队参加渡江战役，过了江以后解放上海，他们部队调防到宁波，开始训练海战，准备打台湾。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部队突然直接就调动到朝鲜，去抗美援朝，杨根思就跟我父亲在一个师，我父亲当时是师宣传处干事，眼看着杨根思烈士牺牲了。所以后来绝大部分杨根思的小说、报道、连环画等等都是由我父亲来写。我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写了六七份入党申请书，都没有批准，抗美援朝结束后，他调到总政文化部，但是也没解决组织关系，也没如愿。那么后来又调到南京，也没有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梦，后来他就转业了。转业以后他一直从事剧本创作工作，在这个中间我父亲也不断地撰写研究陈去病和南社以及辛亥革命的文史资料，直到他退休。

　　7．《邓玉麟孙邓中哲、邓中宪，曾孙邓正恒口述史》

　　邓玉麟（1881—1951年），原名世泰，字炳三。湖北巴东人，土家族。参与筹备和策划武昌首义，与刘复基等促成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联络炮队攻击满清督府。历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参议、鄂军第七协统领、鄂军第四镇统制兼总监察处长，曾被中山先生任为南方九省驻京代表，并负责评定685位首义功勋，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谘议、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北伐国民革命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1946年国民大会代表、武昌首义同志会理事。晚年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1951年罹难，1982平反。

　　邓中哲，邓玉麟之孙，1945年出于四川重庆。曾任纺织工业部新型纺纱技术开发中心技术市场部经理、经济师，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名誉会长，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特聘顾问。

　　邓中宪，邓玉麟之孙，1946年12月生于四川重庆。在上海汇成集团工作至退休。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顾问，中华邓氏鄂西巴东八祠（土家）理事会理事。

　　邓正恒，邓玉麟曾孙，1980年2月生于上海。上海日研食品有限公司品质保证部部长，工程师。民革党员、上海民革市委理论文史委员会委员。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会长。

　　祖父还在的时候，我曾跟着他去过石桥小学。他骑着枣红马，我坐在他前面，“咕噜咕噜”地从老房子向南走，过了一个叫“亭子碑”的坟地，左转再往前走，就到了石桥小学。姑妈邓锡琼在那儿当校长和讲师，哥哥在那儿读书。石桥小学最早就是我祖父办的，原来叫中山小学，后来改称石桥小学。1993年，为纪念祖父，学校又改名为玉麟小学，我和弟弟邓中宪还曾被巴东县当地政府邀请到学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