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功臣张育万(4)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指挥北伐，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命令北伐军分路北伐。不过10天，北伐军先锋部队攻入湘境。3月21日，邓铿被陈炯明派人杀害。6月1日，孙中山得知陈炯明阴谋，赶回广州。不料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发动叛乱，围攻孙中山夫妇居住的粤秀楼及总统府。当夜，得知将叛乱，孙中山在粤秀楼，却坚持不走，情况危急下被卫士们架扶离开粤秀楼，路遇叛军，称出诊医生，幸而得脱，孙中山连夜登上“永丰”舰。留在粤秀楼的卫士们，顽强阻击叛军，杀敌无数，最后保护怀孕的宋庆龄，经相连的天桥，退进总统府。保卫总统府的警卫团未能挡住叛军，马湘等两卫士护卫宋庆龄从总统府冲出，避入民居躲藏，第二天送孙夫人上舰与孙中山会合。孙中山在“永丰”舰主持反攻叛军，未能成功，于7月9日离舰，转乘外舰到香港，再乘外轮回到上海，第二次护法失败。叛军叛乱之夜，张育万正在总统府中，叶挺当时是警卫团二营营长。叛军猛攻，战况激烈异常，警卫团竟不能支，叛军攻入，张育万机智的从后门逃出，幸免遇难，十分惊险。

　　1923年1月，孙中山组织指挥各路讨贼军，进攻广州，15日陈炯明宣布下野。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因黎元洪已复位，孙中山不再任总统，在广州成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在广州期间，孙中山率师东征，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组织教练员，加速中国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224位中央委员和17位候补委员，中共党员谭平山、毛泽东、张国焘等10人当选，实现国共合作。2月3日，孙中山下令设立黄埔军校筹备处，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自任军校总理。5月5日军校开学，6月16日，军校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主持。张育万在孙中山先生这段艰苦复杂的革命历程中，一直随侍孙中山左右，殚精竭虑，昼夜忙碌。当孙中山离开广州，张育万也会离开广州，返回家乡休息待命。一旦孙中山返回广州，张育万得到消息一定又回到中山先生身边，继续工作。外公和外婆共生了七个子女，我母亲张宪旭实际是老四，因老大、老二、老三早夭，于是她成了老大。母亲是1922年出生，同前面三个子女一样，都是外公追随孙中山革命期间，陆续出生。

　　1924年10月23日，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冯玉祥部在北京发动政变，曹锟下台。冯玉祥等29人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指导。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及随行李烈钧、邵元冲等20余人，乘“永丰”舰离开广州，踏上北上之途。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发表《入京宣言》。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外公张育万在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北京后，也离开广州，返回家乡巴东。从1917年7月，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抵广州，到1924年11月中山先生最后离开广州，张育万在广州跟随孙中山近八个年头。外婆的四妹阮冀明回忆，外公从广州回到巴东后，曾给她们的女子班教过书，上课要求特别严格。张育万思想革命，常常以革命道理教育学生们。张育万对中山先生感情深厚，当他听到孙中山去世消息后，非常悲痛，痛哭不已。

　　四爹爹阮冀明（未结婚的姨姥姥，依浙江老家习惯称“爹爹”，音dia dia）说，自己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受了姐夫张育万的影响。1927年2月，北伐战争中，阮冀明作为巴东全县唯一推选女生，投考入共产党掌控的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时，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留在武汉继续求学，师范毕业后当老师。一直从事进步工作，周围虽有共产党员，却始终没能接上组织关系。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前，四爹爹阮冀明与十几个同事，在罗书章领导下，历尽艰难，辗转千里，将500多难童护送到均县，再转移至重庆，艰苦创建第一保育院。离开武汉前，党组织拟恢复阮冀明组织关系，负责联系的党员也是和阮冀明一起护送难童的好友，但在去均县途中，她突然离开，未及与阮冀明交接，即去了解放区，使四爹爹遗憾的失去当时回到党组织的机会。尽管如此，尽管身在蒋管区，阮冀明始终按党的要求，保持进步本色，向往光明，与黑暗势力斗争，是整个家族坚持革命精神的带头人、领路人。上海解放后，她立即与党联系，为使旧妇联转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妇联，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1952年得以加入共产党。

　　有外公张育万革命传统激励，有四爹爹阮冀明革命精神影响和悉心安排，家里子弟多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年龄较长的三人：母亲张宪旭，大舅阮济舟和舅舅张宪宇。1938年10月，四爹爹阮冀明在离开武汉前，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把母亲张宪旭和大舅阮济舟兄妹俩，一同送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三个月后，母亲从抗大转入陕甘宁边区卫生学校学习。1939年6月，她又随卫校一部，徒步行军2000多里。11月到达敌后晋察冀根据地，当时白求恩刚刚病逝，她们参加了追悼会。延安来的卫校与军区卫校合并为白求恩学校，她进入第一期军医班学习，成为我军最早培养出的军医之一。她活跃在敌后根据地，因工作出色，1943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1944年评为“白求恩工作者”，被推选参加了晋察冀军区英模大会。大舅阮济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进入东北老航校第一期甲班学习，成为我军第一批12名飞行员之一。1950年12月，他参加抗美援朝，任空四师十团团长，是同批飞行员中最早任团长的一人。舅舅张宪宇，在家乡上学，抗战胜利当年被保送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四爹爹想方设法解决他的大部分学费。他在校积极活跃，思想进步，反对内战，被推选为自治会副主席。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张宪宇被国民党特务以“匪谍嫌疑”逮捕，入狱逾月。同时被捕青年进步学生达三百余人，国民党原计划全部装上轮船，沉于吴淞口外杀害，幸亏我军解放上海进展神速，国民党未及实施，看守军警作鸟兽散，众学生得脱出狱，逃过一劫。出狱后的张宪宇，立即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张育万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始终完全拥护，坚定支持。张育万对蒋介石非常不满，也十分看不起，他曾对亲友不屑地说，当年他在总统府工作时，蒋介石还只是个“背盒子枪的”，讥讽蒋介石那时地位低微，只会投机钻营。张育万这种政治态度和对蒋介石的不满，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1927年，在汪蒋合流，清党风盛时，他被人指为共产党，在武汉被捕入狱。幸无实据，外婆在巴东老家借了100银元，才把他从狱里赎出。出狱后，张育万去云梦县当了个禁烟局局长，1928年夏，到武汉总局缴款时，突然发病（据说是脑溢血），不明不白的去世了。

　　外公张育万号和伯，在家乡很有些名气，他去世后葬在巴东绿葱坡范家坪村，当地民众称其墓地为和伯坑，文革期间他的石墓被破坏后，老百姓传说坟墓土堆越来越大，是为福地。张育万从广州回到家乡，曾从事教书，同时还关心家乡教育，努力推动家里为乡里出资办学。他去世后，家里把他与孙中山、居正、孙科等的往来信件，都认真保存起来，装订成册，置于保管箱内，视为珍宝。他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就职海陆军大元帅合影的巨幅照片，挂在家里中堂右侧。可惜解放初土改时期，信件都被抄烧毁。照片则被解放军驻军团长邹作盛，要走说送置陈列馆，以后下落不明。解放后，外婆就把保存多年，外公亲自撰写的广州总统府《同事录》，交给县政府，后来不知所踪。外公张育万从广州回来时，带回了多枚总统府的作废公章，堆置于家里堂屋案台上，舅舅们都说小时候曾拿那些印章当玩具把玩过。外公的堂弟张驭万，后来到台湾做到空军中将，台湾开放探亲后，他给我母亲及其他族人来信，讲述了张氏家族历史和名人，言及外公张育万时写道“到了我这一代，最有出息的就是宪旭的父亲，他博学，有才志，只因为时不遇，贵志以终”。

　　2021年7月31日于北京

　　参考资料：

　　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大学出版社；

　　谢红星主编《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武汉大学出版社；

　　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林济《居正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春萱（李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

　　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质玉《武昌首义传》，北岳文艺出版社；

　　《孙中山先生画册》（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杨博文《孙中山大传》，团结出版社；

　　魏宏运《孙中山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张氏族谱》（清河堂. 湖北巴东枣子坪）；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精编》第6卷，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

　　阮冀明、阮雅南、张宪旨的回忆、口述、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