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功臣张育万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值此，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为这一伟大壮举而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先驱们。我的外公张育万也是这些先驱中的一位。

　　外公张育万，号和伯，家族派名张煦邦，1887年出生，1928年因病去世。早年就读湖北方言学堂，阅读革命书籍，追求革命思想，并和同学们一起交流传播。辛亥起义前在邓玉麟的介绍下，加入共进会，参与各种革命活动，作出重要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热情勇敢投入战斗，曾自任民政部长，主动作为，活跃积极。孙中山先生在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后，辞去临时大总统，应黎元洪之邀来鄂访问，张育万参与接待，结识了孙中山及其长子孙科，并一直保持联系。当孙中山先生1917年发起护法运动，到达广州时，张育万也跟随来到中山先生身边，鞍前马后，殚精竭虑，前后在广州大元帅府工作（后为总统府，大本营）达八年之久。中山先生北上北京，他回到家乡。中山先生去世后，1927年被指为共产党，被捕入狱。出狱后郁郁不得志，值壮年竟突发脑溢血亡故。他一生进步革命，追随中山先生，颠沛坎坷，抱憾而终。

　　方言学堂初识革命

　　张育万出生在湖北巴东县枣子坪崔家坑。枣子坪张氏祖籍江西省瑞州府（现宜春市），祖上曾出过三个进士，四个贡生，为当地望族。清乾隆年间，先祖张文增自瑞州府新昌县太平乡二十都鹅颈里（现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同安乡鹅颈村）迁居巫山县福禄垭，为枣子坪张氏启祖。嘉庆年间，其子张峰成迁居枣子坪小槐垭，艰辛创业，耕读持家，饶有田产。张育万父亲张映椿，为枣子坪张氏第五代，历代耕读，家境尚可。张育万为张氏长系长子，自幼聪明好学，在乡里家塾读经学史，学业精进，博学多闻。1905年前，他不到十八岁，已是秀才，还是拔贡生，是为家族骄傲。清朝时，需经县试、府试和省里院试，得中才是秀才，而拔贡考试则六年一次。如居正先生，虽家累世书香，其父书馆先生，从17岁起连考三次院试，23岁方中秀才。如果不是取消科举，张育万也许会像其他士子一样，继续科举之途。

　　1902年，清廷宣布将停办科举，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后，科举终止。科举停办后，各地开始大力兴办新学学堂。张之洞主政湖北，开办多个新学学堂，其中方言学堂最为知名。自强学堂是方言学堂的前身，张之洞开办初旨以方言（即外语）、商务为主，后感若师夷，外语更为重要，于是删除商务、格致，加设史地、公法、交涉管理等科，以求培养外交人才，把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即今天武汉大学的前身。方言学堂以招收两湖士子为主，教授英、法、德、俄、日文五门外语，30人一语种，共150人，五年毕业。外公张育万1905年以拔贡生考入方言学堂。

　　清廷当局原本办新学是想培养新型官吏和人才，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新学堂实际成了青年们革命思想交流发萌的地方。晚清腐败，屡受列强欺凌，迭遭国耻，风雨飘摇。张育万从幼年时就经历甲午惨败，辛丑剧变，入方言学堂时，又值日俄两强盗在我东北疯狂厮杀，稍有血性的青年，岂能忍受？入学堂皆精英，众学子大多具忧国之心，更对清廷的腐败和满人统治愤恨不满。张育万入学后，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由自强学堂转入方言学堂的学生时功壁、陈文中等人，在武昌横街头开办教育图书社，秘密运售《猛回头》、《警世钟》、《孙逸仙》、《革命书》等进步书籍。作为方言学堂学生的张育万和郭寄生等人，不但自己阅读，还私下传阅，更是在学校里代销，广为传播这些革命书籍。不想被校方发觉，校方大为震怒，不仅禁售禁读革命书籍，还严厉处罚张育万、郭寄生等，均记大过处分，更有陈文中被开除学籍。

　　辛亥革命前夜活动

　　校方的高压，既阻当不了学生们追求革命思想，也不能阻止进步活动，方言学堂的学生们私下继续交流串联。武昌首义中，方言学堂有30多名学生参加，其中6人被推为“乙种武昌起义有功人员”。1910年，张育万方言学堂毕业。毕业的张育万没有就业或返回家乡，而是逗留在武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这时湖北，地下革命活动非常活跃，各地成立了不少革命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些组织与同盟会以往只重视青年知识分子，在南方边境沿海发动反清起义不同，而是以运动新军为重点。新军招收时需考文化，所以新军成员多有文化，使他们易于接受革命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有枪，受过训练，组织性强，战力强劲。湖北汉川的梁钟汉、梁钟耀兄弟，成立群学社，整体主动加入日知会，不但倡议亲友投笔从戎，更自己带头加入新军。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文章、留日生《商务报》总编刘复基、日知会刘静庵等，皆入新军，壮言“目极三千里，胸罗十万兵”。1911年秋，武汉一万五新军中，革命党人五千多，加同情者已远超半数。

　　深得孙中山先生信任的居正，湖北广济人，他认为同盟会在长江中游发动非常重要，因此尽力成为同盟会领导人与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桥梁。1911年2月，居正到达武汉，分别与共进会、文学社领导联系，协调联合。2月23日，谭人凤奉黄兴命令来汉指导策动工作，言同盟会同志将在广州起事，希两湖同志响应。谭人凤带来800元活动经费，分给居正600元，孙武200元。居正用此款在武昌胭脂巷和汉口法租界长青里租下房子，作为机关。同时，筹备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

　　开设同兴酒楼，意在“效法梁山朱贵酒家”，吸引新军，发展成员。选定同兴酒楼开在黄土坡，此地位置极佳，恰位于武昌城工程营与第八镇之间，为城外炮八标、马八标、第三十二标出进城门必经之路。共进会孙武推荐拜把换帖的兄弟邓玉麟来操办酒店，邓曾在炮八标当过兵，联络新军颇为方便。邓玉麟和孙武、彭楚藩一起，租下黄土坡铺面。但酒楼仅有邓玉麟夫妇，显然人手不够。邓玉麟立即想起自己的姑舅兄弟，方言学堂的张育万，平时他热心革命，年前刚毕业。邓玉麟即到黄土坡不远的方言学堂找到张育万。见面后，张育万听说约他参加革命活动，立刻满口答应。邓玉麟告诉张育万，他们的团体共进会，头领是孙武，目下形势紧迫，共进会决定大发展，以响应同盟会在广州举事，张育万如愿意加入共进会，他愿意做介绍人，张育万非常高兴。

　　张育万对开办酒楼十分热心，他马上又联络了要好同学郭寄生前来帮忙。为节省费用，酒楼所需桌凳床板，均由张育万出面向方言学堂别墅姚家花园借用。邓玉麟夫妇住酒楼后院小屋，另辟一单间雅座，作接待入盟同志之用。孙武给酒店取名“同兴酒楼”。开张前夜，邓玉麟偕彭楚藩到店，给张育万、郭寄生共进会的志愿书填写，面授暗语，履行入会手续。1911年二月初二，酒楼开张，邓玉麟夫妇坐店，邓玉麟经理兼跑堂，张育万、郭寄生做司帐，兼办笔墨之事。从新军退伍后开杂货店的杨洪胜，代办采买酒楼货物。酒楼开张后，邓玉麟在来酒楼的军士和学生中发展同志，被发展的带到后面小房，填写志愿书，传授暗语和手势，再由张育万在欠账簿上做记号：以钱数记其年龄，以银元铜元区别职务，凡正目、伍长为银元，士兵为铜元。邓玉麟很快与工程第八营熊秉坤等、二十九标的蔡济民等、炮八标的徐万年等取得紧密联系，分别推他们为新军中的革命代表。这些代表在军中分别担任串联工作，不到半年时间，被吸引加入革命组织的同志达一千人以上，其中以工程营和炮八标的人数最多，占半数以上。10月10日起义爆发时，以工程营和炮八标发动最早，几乎全部出动，是为当晚革命先锋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