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父亲张肖鹄的情况点滴(2)

　　五三年末，我因教学成绩显著立功受奖，组织上批给我20天假去上海探亲。看见父亲身体情况，使我非常欣慰，完全不像生过一场大病的人，也不像年愈古稀的老人。见我到来后，老人家非常高兴，每天亲自烧菜给我吃，带我去看国际大厦、复兴公园，告诉我，这些地方以前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去的……以上海的历史对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二哥说，父亲到景德镇就旧病复发了，他当即送父亲来上海治疗，后来就住下了。得知父亲来上海后，许多乡亲前来看望他老人家，与他叙旧、拉家常，使父亲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尤其他的两位得意弟子张易之和胡学昌常常来家，与他谈论古文和诗词，诵读先生以前激励他们努力学习的诗歌。问及老人家所写的诗集，听说全部丢失在家乡时，大家深感可惜。这也激起了老人家对自己一生心血的眷念之情。于是，他每天默记过去的旧诗，再把一张张，一片片的纸头，按时间顺序排呀、拼呀，最后终于将这六百多首诗篇整理成：游学、从戎、从政、还山四个诗集，尔后又工工整整地抄成一本，仍然沿用《峭谷诗稿》这个名字。由于时代久远，以前一些印象不很深的即兴诗可能都没有录入，但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能够凭记忆把自己一生所写的诗抄录六百多首，这需要多么坚韧的毅力和艰苦的努力呀！二哥说，这几百首诗也治好了父亲的病，开始写的时候，还是病病歪歪的，越写身体越硬朗。我手捧着《峭谷诗稿》，看着一行行工整的蝇头小楷，眼中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离开上海前，想就土改时受冲击的事安慰一下老人，谁知他老人家很豁达地说：“土改是势在必行的。早在国民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只是孙先生死得早，未能实现。共产党、毛主席制定土改的政策是对的，是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父亲心胸如此宽阔，使我非常感动。

　　父亲告诉我，他还有点事没有做，他想用一段时间把诗稿再抄几份，让子女和学生手上都有诗稿，将来看谁有能力将它出版了。做完这件事后，他还是准备发挥自己的专长，回葛店重执教鞭，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发一份光。他说，鄂城县的韩光县长多方托人传信，要他回去主持葛店中学（其前身是父亲创办的神山中学）的校务。虽然我们一再反对，但他痴心不改，甚至拍起桌子大骂二哥：“你把老子当坏人？我一生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终于，他于一九五四年秋坚定地踏上了回乡的路程，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在前面等待着他的又是一场灾难！

　　回到武汉后，他才知道韩光县长已经调离鄂城。而当时长江的大水还未退，在武汉工作的三妹怀汉还在江堤上防汛。他们单位得知老人家回汉的消息后，让公安机关将父亲当“逃亡地主”拘留了。二哥怀方和三妹怀汉四处求助于父亲大革命时期的老友，父亲在两湖师范的同窗好友朱峙三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在湖北省政协从多方面告知老友们，我父亲几年来的情况和回鄂之原由，请他们帮忙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放人。许多友人积极响应，四处奔走，有一位叫蔡天民的老先生还给董老写了信。父亲在鄂城看守所呆了两年多的时间后，终于在老友们的努力下，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重获自由（1990年经认真甄别，父亲被重判为“无罪”）。事后，我们得知，为父亲的事，董老亲自给湖北省人民法院发去信函，说蔡天民反映的情况若属实，则让他们放人。同时，董老也给蔡天民回复说，关于张肖鹄问题已去函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系。这么多前辈为我父亲仗义执言，是我们全家永世不能忘怀的！

　　父亲获释后，又回到上海。但是由于二哥人口多，收入低，生活较为困难。五七年十一月，我把父亲接到南宁和我们共同生活。父亲早年为革命出生入死，后来在家乡市药教书时，又逢日寇入侵和兵匪骚扰，晚年又备遭挫折和磨难，可谓一生坎坷！我们几姊妹都希望他老人家能过一个平静而安定的晚年。当时，怀平、怀汉孩子多，住房小，只有我清闲，只有一个孩子，经济也较宽裕，就把老人接到我身边了。

　　我曾以为，父亲在押时，受了苦，一定很苍老虚弱。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老人家虽然清瘦，但是腰不弯，背不驼，步履矫健，两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嗓音虽沙哑（年轻时风餐露宿造成的）但却中气很足，一点也不像七十六岁的老人，这倒给我无限的安慰！

　　到新的环境以后，老人家的生活仍然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后，首先打扫门前门后，吃了早饭后出外散步。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公园和江边。南宁公园离我们家仅200米，那里有山有水，有树木有花草，空气新鲜，而且很清静，是他老人家每天必去之处。父亲最大的嗜好是逛书店、看书、买书。不管简装书还是线装书，古典文学还是历史史料，传记还是小说，只要是他喜欢的，他都买。五八年他女婿杨学武回南宁养病，常陪老人家下棋、谈天，聊三国、道水浒，极力消除老人家的孤独感。每到周末，不是陪他看电影，就是看京剧或桂剧。他们俩都喜欢看京剧，每当周末京剧院都会给我们留几张好位子的戏票。这段时间老人家生活得很安定、清闲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