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葛松亭

　　我父亲葛松亭原学名葛明，家谱谱名葛秀涛，1890年生。祖父葛湛清，读过私塾，稍有文化，由南通观音山迁居至陸洪闸镇定居，祖父是一个很能吃苦耐劳，且能自强自立的人，故能自立门户在镇上开一家小店，在镇上结识了刘鹤翔成为知己，娶其妹刘氏为妻，生有四女一子，父亲是他们唯一的儿子。由于望子成龙心切，亲自教导儿女识字，要求儿女熟读《百家姓》《三字经》，总之要热爱学习，因此少年时期的父亲就自觉熟读唐诗，并喜爱书法和体育，下定决心日练千字，表现出惊人的毅力，父亲从小机灵过人，聪颖好学，读书过目不忘，1902年，年仅12岁的父亲就考入城北高小学习，每天天刚亮就自带饭菜，往返几十里地去学校读书，练就了长跑本领，学校800米赛中屡获长跑冠军，同学们送他一个美名称他为“飞毛腿”。

　　父亲在学校读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随着知识的日益增长，对社会的洞察力日益敏锐，耳闻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从内心恨透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希望能尽力改变这内忧外患的旧社会，毅然参加了秘密的爱国学生的革命组织，革命组织名侠团取名为“潜侠”，即心怀侠义之情，该组织隶属于上海的光复会。革命组织中的爱国青年主要是城北高小和通中的学生，除少数人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外，绝大多数人投入军事学校学习，父亲自城北高小毕业后，投入南京陆军小学就读，后又转入陆军第四中学。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联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会上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在军校学习的父亲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更加刻苦的钻研军事业务知识，同时还阅读了许多激发爱国热情，主张革命，抨击封建专制的文章，如《革命军》、《警世钟》等。父亲还认真阅读了孙中山所创办的《民报》，其中有许多革命者写的进步文章，记忆最深刻的有《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从此文中父亲开始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的革命活动，从中获得巨大的启发，竖立起革命的人生观。1911年4月27日，由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在这次反清武装斗争中英勇战斗而牺牲的72位英烈即黄花岗72位烈士的英雄事迹，时刻鼓舞着父亲的革命斗志。父亲热血沸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苦练杀敌本领，积极投入到各种军事训练中去，苦练射击技术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由于清政府的极端专制腐败，以及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掀起了军校学生们爱国革命活动的思潮日益活跃，此时父亲已经成长为一个先进的人物具有新知识新思想，随时能挺身为革命事业为人民幸福为国家安全而杀敌捐躯的爱国的革命青年。

　　武昌首义一声炮响，年仅21岁的父亲立即投笔从戎，连夜奔赴武昌参加辛亥革命，任学生军第二团团长，前线危机时，他参加敌前敢死队，到汉口前线与清军搏斗。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战斗中，父亲英勇杀敌，百战百胜，立下了赫赫战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黎元洪大总统给父亲颁发了大奖状，该奖状长约60厘米，上面印有总统亲书的“作战英勇，智勇双全”八个大字，加盖总统大印。

　　1911年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义旗插在黄鹤楼上，湖北军政府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从此以共和代替了帝制。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反清战斗中荣立特等大功的父亲在湖北武汉军政府军务部被任命作文书工作。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可是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窃夺，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甘愿做日本卵翼之下的儿皇帝，广大革命党人成为他当儿皇帝的障碍，他不但监视革命党人，而且于1913年3月20日刺杀孙中山得力助手宋教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战争”都遭失败，袁死后段祺瑞继承袁的衣钵，孙中山又遭受军阀排挤，孙中山进行护法战争结果又遭失败，在军阀混战中的祖国山河依旧支离破碎，广大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处于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政治氛围之下，辞官回乡。回乡后曾一度沉浸在书海里，日以继夜的刻苦阅读以增加自己的智慧，如饥似渴的阅读以增加视野，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困惑中探求国强民富的革命道路，父亲葛松亭与恽代英在辛亥革命时都曾担任过团长之职，他们建立了革命友谊，相互理解并有共同追求，父亲回乡后与恽代英同志仍保持书信联系，他们曾共同探讨过救国救民的真理，一致认为必须拿起笔杆子揭发黑暗势力，唤醒民众觉醒，实现理想的社会。为了大力支持恽代英、肖楚女等人在南通发展党的事业，父亲生前文稿有如下记述：“为了南通广大的进步青年能及早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于1927年白色恐怖下冒生命危险，完全置生死于度外，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由刘瑞龙散入学校，恽代英、肖楚女与南通师范进步组织晨光社建立了联保，先后介绍与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组成南通师范的党支部，成为南通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刘瑞龙任党支部书记。刘瑞龙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我立即安排他进报馆做校对，刘利用报馆作掩护恢复了城区党的工作，在报馆并能观察反动统治各方面动静……我因家累（祖母中风，父亲必须支撑全家老小生活）虽未入党籍，但内心抱定决心紧跟共产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置生死于度外，尽自己的能力所及支持掩护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作为恽代英、肖楚女与南通早期地下党员之间的媒介源，不断的传递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是为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