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直史论序》的整理
辛亥革命网 2013-11-14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查看:
一
1911年春,余祖言聘董必武为麻城县高等小学校国文教员兼校监。很快,余祖言就发现了,在做学问上,这个年轻人,和自己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喜爱史学;二,喜爱桐城文法。
余祖言年轻时应武昌江汉书院试,山长黄云鹄(黄季刚先生的父亲)将其“取列超等”,并评曰:“侃侃而谈,可与道古。”(见《黄侃日记》)
在余祖言自编的《任直诗集》中,开篇就是他年轻时所写的《擬太冲詠史诗》长诗,接着又是《春秋战国人物雜詠》和《读史雜詠》等长篇组诗。
而董必武十多岁时就开始对古文字学和史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喜爱《左传》、《通鉴辑览》”。稍长,“熟读《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等”。1905年考入文普通学堂,“第一次作文,教师命题为《伍子胥申包胥合论》。董必武的作文因文风高雅、语言凝练、思想深邃,令教师阅后赞不绝口,评价董的文风接近‘桐城派’。”(以上均见《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传》)
1913年春,余祖言和董必武在宜昌“喜相逢”,他们“谈天愤世玩光景”,这就是余祖言撰写史论的开始。
1919年秋,余祖言定居武昌,将史论整理定稿,名之《余任直史论》。
二
1923年,王季薌先生受命创办湖北国学馆并任馆长。在这期间,季薌先生认识了余祖言“而即见其诗文,遂请为国学馆诸生校艺。”
后来,余祖言又将《余任直史论》送给季薌先生看,请他评点,“发其意趣”。至1924年(农历)六月,“长夏多暇,(两位先生)每相见必以此编相商榷”。
季薌先生认真地阅读了《余任直史论》,在许多篇后写下了极为精当的评语,又专门撰写了《余任直史论序》并编进了《晦堂文钞》第五册和第六册。
2001年,冯天瑜先生在《余祖言诗文集序》中写道:“余老先生不惟是豪气万丈的革命者兼诗人,还是沉潜深邃的文史学家,他喜作史论,多涉秦汉人事,却隐刺民初时政,古今映照,中西参酌,视域开阔,颇有锋锐。”
比较季薌先生的《晦堂文钞·第五册》和《晦堂文钞·第六册》中的这两篇《余任直史论序》,除了个别的文字上有所不同,其实就是同一篇文章。(至于为什么会分别编进不同的两册之中,原因不明。)
既然如此,我便试着将这两篇《余任直史论序》整合“还原”成一篇(为方便阅读,使用了简体字、分了段并标以现代标点符号),希望经过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以后,能得到一篇大家基本认可的“还原版”《余任直史论序》,这样,今后读者在阅读或引用该文时可能会比较地方便一些。
为着同样的原因,我顺便将《余任直史论序》中所涉及到的几位历史人物分别作了一点提示性的介绍,这样,有关他们的进一步的详细资料就不难检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