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权威转换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3)

  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相号召，目标是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显然，旧的权威形式无法成为新权威的基础，君主立宪的道路不会为革命党人所容。而且，清政府大肆出卖路权，严重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再拖延立宪，并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族权利，也使立宪派大失所望。君主立宪已失去了市场，这一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就第二种方式而言，中国有很大的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当时国人所瞩的孙中山和袁世凯身上。孙中山长期反清，是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也有许多不利条件。这表现在：第一，补中山实力不足。辛亥革命很快推翻清政府，没有经历过长期、艰苦的战争，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手上几无实力可言。张謇在1912年1月4日，曾与孙中山就政策问题有过一次长谈，结论是4个大字：“未知涯畔。”换句话说，就是觉得孙中山缺乏统一中国的实力——包括财力、兵力，特别是帝国主义支持。第二，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在海外的影响远甚于国内，限制了其魅力在国内的发挥。第三，满清政府瞬间瓦解，未经过大规模革命的洗涤，许多旧的、甚至反革命的势力依然存在。这些都对孙中山不利。

   相比而言，袁世凯拥有比孙中山更多的有利条件。他手握北洋六镇精锐，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他得到了旧官僚、立宪派的广泛支持，凭借独特的优势条件，采取一系列强权手段，解决了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危机。然而，他却逐渐与社会潮流背道而驰，妄图做“洪宪皇帝”，试图通过恢复帝制建立合法政治权威，而君主制为一种权威类型，早已丧失资源和威望，已失去了其存在合法性的基础，袁世凯～招失误，满盘皆输。以衰充当权威转换的魅力型领袖也由此告终。

   第三，建立强杈政治，以军队成为权威转换的基础在中国也走不通。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宣布“独立”，同时也开始扩军，扩充军事力量。当时仅南京就有军队十几万人，南方民军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北洋军队，但任何一方都不足完全控制另一方。而且就当时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来说，也不足以充当现代化的推进力量，北洋军是袁世凯用封建的宗法观念和西方的新式武器相结合训练而成，他完全成为袁个人的私人军队，不能成为现代化的推进者。    第四，法理权威在中国也行不通。民主、共和的口号，虽然革命者一再宣传，但也仅为一部分人所理解和接受。有许多上层人士对共和的观念仍然含糊不清。顾维钧回忆1912年与袁世凯的一次谈话时说：“他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打扫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乡久。”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对共和的认识尚如此肤浅，而普通百姓更是“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可见，法理型的权威在中国同样缺乏存在的社会基础。 

  纵观以上4种权威真空的填充方式，在辛亥革命后都无法实现。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和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在这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已形成了集权的、专制的君主专制制度，分散的、个体的自然经济机制，忠君的、泯灭个性的纲常伦理。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依托，如同一个壁垒森严的堡垒，合力支撑着传统的中国社会。皇帝如同封建社会的头，辛亥革命砍掉了这个头，旧的皇权权威被彻底打倒，传统社会失去了中枢，没有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行政贯彻。新的权威无法顺利建立起来，中国的权威危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辛亥革命后这种权威危机的出现，又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由于新旧权威基础转换的异步性，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权威真空与权力真空并存的深刻政治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军阀割据。正如孙中山所说：“夫去一满州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军阀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中央权威下降，无力控制局势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则是一重要的方面。费正清等认为：“由于缺少传统模式的认可，同时又找不出现代的理论依据，所以袁世凯以及形形色色的军阀，这些天子的后继者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实力靠山落实到军队身上…．．从这种意义说，191 1年只不过是标志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权所遭受的漫长的中央权力危机的开始。”]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军阀时代到来了，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辛亥革命为北洋军阀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提供了契机。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为首的湘、淮系势力集团的崛起，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衣钵，以小站练兵起家，创建新军，成为中国近代军阀开山鼻祖，他控制了北洋六镇，使其化为私军。由于满洲亲贵的猜忌，袁世凯一度被罢黜，但他对北洋军僚属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袁世凯重新获得了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机会，并得以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逼迫满清幼帝退位，革命党妥协，成为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军阀时代，至此北洋军阀执掌中央权柄长达16年，政治命运达到了顶峰。然而，由于北洋军阀的反动性，以及内哄不断，使其武力统一的努力不断受挫，始终未能在中国建立起寞正有效的强权政治。

   其次，辛亥革命为各地方军阀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机遇。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临时政府乃至后来的袁世凯政府都未能扭转这种“独立”趋势。各省我行我素，不听中央政令，而且纷纷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割据一方。晋系阎锡山，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等都是辛亥革命使他们崭露头角，一跃成为著名的地方军阀。除了这些著名的军阀之外，其他各省也多有一些中小地方军阀，如河南刘镇华、西北五马、安徽倪嗣冲、热河米振标、广东龙济光、贵州刘显世、四川熊克武、刘湘等。他们利用辛亥革命全国的分裂局面，霸占一方，割据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