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一兼论基督徒在(4)

   黄吉亭和胡兰亭于武昌圣公会内设立日知会，初衷为开武汉风气，灌新知于平民；刘静庵、曹亚伯改造日知会，宗旨是反清救国。文华大学学生严家麟因体弱不能参加军事革命，于是将英国人贝登堡创立的童子军制度移植于文华，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童子军。

    对刘静庵、曹亚伯、张纯一、殷子衡等基督徒而言，“救亡”与基督信仰同等重要。如张纯一初接触基督教时并不关心政治，后来因为时常阅读西方政治哲学书籍，“因思其教既为欧美两洲人所崇奉，岂竟无英俊贤哲出其间，亦必有道焉足以餍其心，后始稍稍注意”。1904年，张纯一任文华困文教习后，经常出入日知会，并于圣公会内做礼拜，“始觉新约书所以载道”，此后渐被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感染，认为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遂于1905年“受洗礼于圣公会，以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刘静庵认为：“我们要想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呢”，“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只有“皈依基督，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工夫”。 

  对胡兰亭、黄吉亭等中国教牧人员而言，由于其所受的系统的神学教育和牧师职责，救亡和信仰是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胡兰亭、黄吉亭“一方热心教务找寻迷失的羊，另一方尽瘁国事推翻亡清的专制政府”。作为神职人员，他们积极拓展教务，开屋设堂讲经说道，成立“中华圣公会”，深受教灰爱戴；他们协助革命者改组日知会，积极营救革命党人。1911年6月刘静庵瘐死狱中，胡兰亭将怀念刘静庵的《狱中信徒》印刷出版，“会中有人为兰亭危者，兰亭一笑置之”。后人评价二公“对两湖党人之爱护，现若张继、居正、冯自由、邓家彦诸巨公谈及，均赞不绝口”)。

   2．宗教因素：耶稣的“革命性”和博爱精神。基督教从其产生之始就以救赎精神展示于世人。基督耶稣最后被钉于十字架，以鲜血完成了“救赎”的使命，“凡为公义丧失生命者，必赢得生命”（《新约圣经·马aJ‘福音》）。这种救赎精神和解放式的信仰模式与20世纪初民族救亡的思想极为印合，例如殷子衡在皈依之前曾说，“对于耶稣舍身救世的热心，我是非常钦佩的”；“福音的道理是救世的道理”。基督教倡导爱人如己，无论贵贱贫富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基督徒应博爱互助。在刘静庵看来，这种博爱精神与革命党“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他认为基督教“可以救国家”。主张反清的革命者应将基督教的道理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国家危难激发了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使得基督教的教义获得升华，反过来，基督教理念又为基督徒的民族感情提供了信仰的支撑。

    3．圣公金鄂湘主教吴德施个人的因素。美国圣公会鄂湘主教吴德施的个人影响是促使武汉圣公会积极参与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美国教会的法规，其所属传教区主教有着比美困普通教会主教更大的权力和威信。”吴德施正是利用了自己的特殊地位的身份帮助中国的爱国基督徒进行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革命斗争。 

  吴德施，美国伊利诺州人，哈佛大学毕业。1896年在美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倡导下来华传教。他为人开明民主，同情中国的处境，积极反思西方在华的所作所为。“我们要低头俯首想想，在美国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大不列颠在中国对鸦片通商的处理所铸成的大错和自私的行为……表现得太过火了”。在他看来，中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具有值得称道的品质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如果给予她（中国）相等的机会，她必定能赶上其他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生优秀的表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如果我们把这个民族看作是衰颓无能的民族，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对于传教方针，吴德施认为，“各国各族各俱爱国之心，故理所当然，上帝所使然，而教会切不可以为非然者”。 

  在吴德施的支持和默许下，圣公会和文华书院的革新风气日盛：革新活劝的中心圣约瑟堂——日知会逐渐地走向革命化：刘静庵等爱国人士被捕，吴德施利用教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莅汉的穆德、美国驻京领事向清政府施压，积极进行营救；为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吴德施在圣公会刊物《Sprite Of Mission》（1909年10月号）发表《刘静庵——囚徒》一文，称赞刘静庵是一位品性高洁、博学爱国的基督徒，“他仍在狱中为囚，我们心中充满着对这位无辜的囚犯的同情和对那些酷吏、叛徒的义愤”.武昌首义中，吴德施又动用鄂湘教区的传教资源救助伤病、筹集款项，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由于吴德施开明策略，武汉圣公会具有开明向上，支持基督徒参加爱国运动的倾向，教会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据20世纪初期英国驻汉领事朱尔典在备忘录里透露：他之辛亥革命前新军内部之革命党人筹划起义的情报，是从美国圣公会那里获得的。民国建立后，因各派势力纷争，殷子衡对政治颇感失望，决心受洗于圣公会。当有人问他：“各地都有教会，何以一定要到汉口进圣公会呢？”他回答，除了圣公会“宽宏大量”的特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汉圣公会在吴德施领导下，孟良佐、胡兰亭、黄吉亭等营建的开通、自由氛国，以及从日知会延续下来的爱国传统。  

 近代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是以强势文化的态势将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思想意识引入中国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困人不免将基督教混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事实上，基督教来华传播是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由于基督教各宗派来华背景不同，各派传教士的素质不一，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美国圣公会领导之下的日知会以及圣公会的中外教牧人员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是中国基督徒参与革命斗争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