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一兼论基督徒在(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 作者：康志杰1，王 威2 查看：
日知会的经费主要靠乐捐的方式获得。“开办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费”，以后每月都由会员捐献，据刘藩候保存捐册记载，多捐二三百文，少的一百文。由于会员多出自贫困家庭，经费拮据，很多活动要靠借贷维持，故会中潘动间歇现象时有发生。
日知会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宣传工作奠定了武昌首义的基础。日知会在军中的活动使得兵士“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经日知会努力，“就重点说，在新军两万人中，倾向革命的已达十分之一；就一般说，社会民众已听惯了革命言论，不像从前那样畏避，至于仇视革命、硬作对头的人，已经成为少数了”。日知会的影响还远及外省。圣公会九江教区牧师胡厚斋听过刘静庵演讲深受启发，在九江也开办了阅书报室和平民学校，“九江军学两界及绅商有志之士与海关人员受书报之益而秘谋革命者亦日多”。贺觉非评价道：“日知会影响所及，除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外远至东北和新疆伊犁。后此湖北革命组织更多由此派生”。冯自由也认为“日知会盖庚子唐才常富有票一役失败后，湘鄂二省革命之策源地”。
曹亚伯东渡日本在中田重治主教开办的圣书学院学习，与孙中山多有交往，他将日知会的情况介绍给孙中山，引起孙中山的注意。1906年9月，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法人欧吉罗来汉调查革命组织，刘静庵在日知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一百多人，影响甚大。欧吉罗以法国大革命推翻路易十六专制统治成功为倒，盼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与会者“闻之热血怒潮，莫不奋兴也”。
2．营救革命同志。在清政府捕杀革命党人的关键时刻，会中的基督徒参与了营救革命党人的活动。
1903年，黄克强受军国民教育会派遣从日本回国，途径上海时经常参加圣彼得堂的宗教活动，与圣彼得堂的会吏吴困光相识。黄克强回湘前夕，吴国光致函黄吉亭云，“望阁下收入（黄克强）登册记名为妙”。回湘后，黄克强在长沙主持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班的工作，以教书做掩护，积极宣传反满革命，时常出入于长沙日知会，与黄吉亭讨论时政，交往甚密。长沙日知会周国聚集了像黄克强、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青年。1904年2月，黄克强联合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同时制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行动方案。随着组织的扩大，华兴会定于“十月十日乘西太后七十生辰”长沙发难，并积极与湖北的科学补习所联系，希望“湖北响应”’，由曹亚伯担任鄂湘联络员。华兴会在长沙处于半公开状态，起事风声早在街头巷尾流传，加上有人告密，起事计划被清政府探悉。黄克强、宋教仁、胡宗琬等参与起义的华兴会会员和会党遭清廷太肆国捕。黄克强藏身于圣公会月余，待风声稍过，黄吉亭将黄克强送至汉口。临别前黄吉亭嘱咐黄克强“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黄兴的名字即由此而来。长沙破案后，宋教仁不知起义事泄，仍按计划来长沙运军火，幸遇黄吉亭和曹亚伯。二人将在衙门工作的圣公会教友记录的有关案件口供拿给宋教仁，宋始知变故，二人又不遗余力护送宋教仁离开长沙。
日知会附设于美国圣公会之内，在宗教的掩护之下，会员们鼓吹革命，提倡社会的变革。关于日知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有观点认为日知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是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笔者认为：日知会和同盟会的成员多有重合之处，许多日知会骨干成员如刘静庵、曹亚伯、冯特民、胡瑛等都加入了同盟会，日知会会员余诚还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会长，但二者并非隶属关系，很多日知会会员都坚持自己的日知会身份而不入同盟会。
三、基督徒参与革命原因分析
1．自我身份的认同：中国基督徒。日知会是圣公会的爱国教牧人员组织的文化机构，会员们在20世纪初叶积极投身反清运动，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爱国行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近代基督教伴随着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曾经引起中国人民昀反感和抵抗，但经过数百次大大小小非教风波，教案之后的受益者总是教会。面对国家的无能，民间的发泄，中国民众遭到严酷惩罚的教案结局，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在中西文化冲突，信仰与非信仰的矛盾之中，中国基督教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基督教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基督徒的爱国意识开始觉醒，“困之休戚荣辱，即民之休戚荣辱。未有困将亡，而民独能幸安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护中华民族的世俗利益理所当然成为一己重任，有的基督徒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