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内蒙古社会与辛亥革命(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哈萨 查看：
上述所谓“新政”及企业，都是内蒙古历史上的新事物。但这些新事物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由于“蒙古实业公司”经营者的身份是世袭官僚贵族，它实际上比一般官僚资本还要落后。“祥裕木植公司”开办时是以官招商办、官督商办的面目出现的，但它的经营不仅与官府大员有密切关系，而且还与沙俄有明显的瓜葛。内蒙古近代企业寥若晨星，极其微弱，比内地又晚出现几十年，这种落后性必然影响内蒙古辛亥革命的演进过程及结局。 内蒙古出现出洋留学及到外省读书的知识分子是在1905年。这时，革命思潮也随着进步书刊的输入和外来同盟会会员的活动而产生和发展了，因而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进青年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革命者大多是从开明士绅和地主官僚子弟转化过来的，也有出身于贫苦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与资产阶级民主等先进观念接触后而成为革命者。象丰镇厅的王廷选、萨拉齐厅的王定圻、五原厅的郭鸿霖、托克托厅的阎懋等，还有土默特蒙古族先进分子云亨、经权等都加入了同盟舍。他们进行艰苦的革命活动，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
他们利用各种合法的社会职业作掩护，深入到清军中的汉族官兵以及具有反满意识的地主士绅和青年当中做工作。以会党势力为主的贫苦劳动群众也是他们宣传组织的对象。他们还动员组织蒙古族青年，“萨拉齐少壮派的人都是他们好朋友’’。
丰镇、包头、萨拉齐、五原、呼和浩特等地都留下了同盟会革命党人的足迹。他们的开辟性工作为以后起义斗争提供了必要条件。没有这些艰辛的努力，辛亥革命爆发后，内蒙古便不可能出现许多响应起义的革命斗争。当然，这些活动也暴露出费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弱点。它使以后的革命受到很大局限。
内蒙古先进分子的活动说明，内蒙古地区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始终是和全国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内蒙古各族人民一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长期以来被奴役、压迫的内蒙古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鼓舞，认为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是令人振奋的一件大事”。当时的归化、陶林厅、丰镇、包头先后扬起革命的旗帜。1912年3月，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爆发了以王府家奴潘岱为首的武装暴动，被称为“巴林怒火”。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等地蒙古族人民组织传统的“狨贵龙”斗争，反对封建王公的横征暴敛，与王公派去镇压起义的王府军队进行坚决斗争，迫使王公暂停收缴牲畜的赋役。1912年西部后套地区厂汉卜罗领导的“独贵龙”武装队伍，与掠夺蒙古族人民土地、牧场、牲畜的军阀、官僚、地主开展了武装斗争，夺回一些土地、牧场，动摇了北洋军阀对这一带的统治。
这些斗争配合着全国的革命大洪流，在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帝制政权，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内蒙古地区的革命风暴很快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而且其斗争规模、深入程度也远不及内地省份。内蒙古辛亥革命的失败除受全国辛亥革命遭受挫折的影响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很好地利用大好的革命形势，他们对形势的迅速发展估计不足。仅就呼包地区来讲，同盟会员多在外地，1911年秋冬之间，云亨、王定圻、杨云阶才相率自京、太原等地“驰赴绥远、包头，运动军队、响应起义’’。当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反对派是担心革命派联合农民进行斗争的，但革命派自己却未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仅看到会党力量，没认识到革命的真正力量在农村。呼包地区的革命力量与河套地区的农民军便缺乏联系。革命派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若干弱点，根本没发动广大农民。因而，他们与反动派相比，力量显得很弱小。
